一

　　耶稣成了一个神话人物，拿破仑却没有。世界上直到基督死后一百年，才真正开始注意他。他属于古代东方，在那里，什么都是奇迹，什么都是幻想。基督过的生活、说的话、做的事，有权势的人和聪明的人没有看到，非常贫苦的人看到了。这些贫苦的人毫无文化，又极老实，强烈地倾向于迷信，歪曲和夸张他们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而且把故事铺叙，修改到这样的程度；从故事中找到一个象征，就把这个象征说得多么意味深长。耶稣死后，既没有人核实，又没有办法了解情况，也没有权威文件，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种幼稚的叙事，零零碎碎地口传着以及从想象到想象而流传着。这个叙事没有为现世留下任何符合原来实际情况的东西（原来实际情况中有缺陷之处均已散失，象岩渣熔滓从火山爆发的火焰中散失掉一样），留下的只是一个奇异的浪漫故事，它实际上不过是表’现出古代世界受苦受难的一半人的感情需要而已。耶稣被人打扮成为善良的天使。人们只能笼统地看到他的事迹。
　　但是，拿破仑的情形却相反。人们看到的只是细节和偶然事件，他和恶魔一样被剥得赤身露体。在这方面，我觉得，谁也没有想去分析一下拿破仑的一句意义深长的话——他称之为对人的认识初步入门的一句话：“人和图画一样，必须放在亮光底下端详。”甚至在他飞黄腾达以前，对他猛烈的、毫不留情和毫不放松的批判已经尖锐到足以成为那一世纪一个显著的特征。这种批判包围着他，紧盯着他，以便探查他的每一个行动，不论是最没有意义的还是最重要的行动；并且分析他的每一项事迹，不仅是他成为伟大人物的时期的事迹，而且远溯到他微贱幼年时代那些无关重要的日子里的事迹。在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的生活中，有些错误和缺点是别人难以看出的，也没有人感兴趣。如果错误和缺点终于被人发觉了，它们也只是跟这个人的平淡无奇的个性混杂在一起。但是，在一个独自居于最高地位的人的显赫生活中，有了错误和缺点，就引人注目，而且象太阳里的斑点一样，似乎是黑色的、固定的、消除不掉的，从不远的地方看，还显得更清楚——这种人的生活会引起所有同时代人和后代人的好奇感，它是如此光辉夺目，连一点点影子也显得极端重要，虽然这个影子有些色彩，也在移动。但是，这是小人物的见解，这种小人物面对着大画家的作品，看到的只是：手指放得不合适，头发画得太厚，或者嘴画得不象。一个过于接近伟大人物的人只能理解伟大人物与他本人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只能理解伟大人物较无价值的、较普通的成分。他迫切希望从伟大人物身上找到那些能把他降低到他自己水平的东西。即使他在伟大人物吸引之下接近这个伟大人物时，他还是有所戒备。他所注意的是伟大人物的丑恶一面，以便从中可以看到自己最恶劣的品质。他一点也不知道，当他仔细观察英雄的生活借以证明英雄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他是多么夸大了这个英雄。
　　一个历史家会责难拿破仑在8岁时殴打他的一个兄弟，另一个则会责难拿破仑在陷入肉体极端痛苦的深渊时曾经发出呻吟和怒号。拿破仑的特征是：感情冲动、兴高采烈时的某些举动，惯于说粗野俏皮话的癖性，突然急躁不安又立即平静下来的情绪。人们认为这些特征是—一或者至少挑出这些特征来认为是—一拿破仑的既定原则，性格上不可救药的缺陷，故意发作的坏脾气。他不能象单纯的思想家那样把自己和众人隔开。他总是处在正在发生的事件的中心：这就是说，他整天处在笨蛋、奴才和流氓的包围之中。一个画家在画廊里与观众混在一起时，心中总是暗暗地把他在无意中听到其意见的那些人看作蠢才。拿破仑往往也是这样——而且公开说出了口。这是他自我表现的方式。这是有权有势的人的自我表现方式，他们几乎是想到就做，如果有人不能理解他们，不能毫不犹豫地追随他们，他们就动气。拿破仑显然具有极端矛盾的精神；这正如一切抱有坚定合理的个人意见的人一样，他们甚至和观点相同的人具有同感，觉得这种个人意见是漂浮在表面上的某种共有的偏颇之见。有时，他沉默不语。有时，他也跟他的随从谈些大家常谈的闲话；但是，话出自他的口，就被毕恭毕敬地收集起来，保存起来。以前难道有过伟大人物向提问题的人这样信口发表自己意见的吗，斯宾诺莎不跟他的运水人讨论他跟笛卡尔讨论的问题。拿破仑却跟头脑简单的人长时间地谈论他们所熟悉的事情。对笨人，他用似非而是的议论使他们惊服而自得其乐。他的举动有时象火气上来的剑术家一样，来几下快速的刺击和推挡，使对手立步不稳，忍气吞声退出战斗。罗德勒记载过拿破仑的这种任性行动——我相信他甚至用了“任性”这个词。但是，别人并不能彻底领会这种任性行动，或者至多不过是不适当地加以记载而已。
　　拿破仑曾经不耐烦地对古尔戈说过：“你对什么事情总是这样认真。”而正是古尔戈这个可怜的人，有一天在心情不象平常那样忧郁时写道： “陛下尽可能地对我表示亲切——甚至开玩笑地打我的耳光。”
　　对于这种士兵式的打打闹闹，人们一向看得太重了。他这样做不过表示他兴高采烈和非出诸于口的心满意足：他不大懂得怎样跟笨人谈话——他们本来也不会了解他！想一想法利赛人写的耶稣故事吧。我敢肯定，拿破仑决没有拧过歌德的耳朵！但是，某种类型的智力高超的人用拧耳朵的办法向他所喜爱的儿童表示好感，但他却不知道如何把自己降到儿童们那种吵吵闹闹和所用语言的水平。拧一下鼻子或耳朵，稍微揪一揪头发一一但是，人们能因此重写拿破仑的历史吗，他这样的动作果真是那么可恶吗，布廉纳告诉我们：他的手势是“用他的拇指和食指轻轻打人一两下，或者轻轻捏人的耳朵边儿’。布廉纳还说：当拿破仑叫某人为呆子，傻瓜或笨蛋时，“他决不是用这些词的本来意义，而且他说出这几个词的声调表明，用这几个词完全是好意的。”而且，他破口骂了人随后发现被骂的人非常不愉快时，他马上感到后悔。“他从来不让任何人跟他争吵。”
　　但是，当有人诉苦诉得没完没了，当有人抱着不满情绪决意不去了解情况，或当某人提出过份要求时一一这仅仅是指对于人们有时玩弄的或者在散步和吃饭之间抚爱的随身小动物通常所给予的那种保护，照料和慈爱——那么，他就突然中止戏弄人，而用一句尖刻的话迫使冒犯的人安分守己。有一天，当他对古尔戈的愚蠢的责备和孩子般的悲叹感到极端厌烦时，他说：“你以为你到了这里就成为我的同伴了。……我不是任何人的同伴。谁也不用想管住我。”那时古尔戈几乎是跟着他呆在那热不可耐的岛上的唯一的人。

二

　　他肯定是多疑的。他觉得自己身上有着罕见的天资。他与粗野的人或俗气的人接触时感到很痛苦。从这个观点来看，他的幼年时代，以及事实上他的整个青年时代，都是残酷的。一切都使他感到痛苦：他的科西嘉口音受人嘲笑；他的名字被人故意叫错；他的举动很特别——象一只小野兽落进陷阱时的动作一样；他的相貌很特殊，不讨人喜欢，象有病似的；他的破旧制服，久经刷洗熨烫，线头都露出来了。强烈的傲气使他形容憔悴：眼球眍进眼窝，鼻子变得细小，嘴唇卷翘起来，他把自己禁锢于忧郁沉默之中，在那背后，他的全部神经绷得象绳子一样。他的傲气使他的心脏收紧，以便用心脏的物质来滋养自己埋藏着的精神之火。后来，他为这一切付出了代价。他成了一个无法医治的神经衰弱的人，他患有头痛、肝火旺盛和消化不良的毛病。他象艺术家或妇女一样，很容易受气味，色彩，声音和放纵生活的伤害。他的有疙瘩和斑点的脸孔抽搐着，他的手指总在动弹，他的腿老是摇晃，他的步子急促。他很容易感到厌倦。然而，他能够作出巨大努力；他能骑马30个小时不下鞍，把他的骑兵擞在后头。他总是骑马飞跑，全身湿透，或者热得发烧，或者冷得发青，单身抵达目的地。他吃得很少，当他想起吃饭时才匆匆忙忙地扒几口，有工夫的时候才睡觉。
　　多疑，是的——他象一只鹰落在一群鹅之中一样多疑。他感到自己的过人之处，但是他太高傲了，不愿说出口来。他要首先用事实来证明他的过人之处。他的天性不宜于过平淡无奇的生活，也不善于摆出气派和场面。“他的敏锐的想象力，他的火热的心，他的严厉的判断力。他的冷静的头脑，不能不因风骚女性的欢迎、阴险的阴谋，赌场的输赢，花花公于的品性而感到烦恼。”我很相信这句话。一切都使他感到痛苦：因为他所接触到的一切都贬低和污染了他自己心里所树立的伟大形象；因为他周围没有一个人能鉴赏他的神秘力量；因为人们当他走进一个房间时笑脸相迎，而在远处瞧见他时就在角落里窃窃私语；还因为女人瞪着眼看他，表现出不高兴的轻蔑神情。或者，至少是因为他想象出现了以上种种情况而感到痛苦。我能相信这一点。他对男人的轻蔑和对女人的想望，使他腼腆而乖僻。他时而和蔼可亲，时而无限悲伤，时而有存心要使某个提问题的人具有深刻印象的愿望，这些情绪都是突如其来，难以控制，有时使他表现得很不老练。他缺乏老练，正如天才诗人往往缺乏风趣一样。他不了解应该如何对待世界，因为他内心深处另有一个世界的帝国。
　　但是，请注意后来他是如何用急促而热情的话来表白自己的，这些话似乎是来自他自己也不再能抑制的发自内心的热情。在意大利时期以后，人们才清楚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自那以后，他再出现时，人们不再笑了，人们也不再在角落里窃窃私议了；如果女人瞧着他，那是带有热情的。这时，他完全以主宰的地位说话。他成了一个令人神迷心醉的卓越的人，那些懂得如何听话的人是这样看，那些想要了解他的人也是这样看——同样，那些头脑简单，既不需要倾听也不需要了解，只是象随风飘荡的尘土一样跟着他的人，也是这样看。至于那些不知道如何听话的人，那些不愿意了解他的人——那些饱经沧桑已经失去纯朴的人，那就满不是那回事了。这样的事层出不穷。还继续存在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个人感受。人们当时通过拿破仑的事迹而开始认识到他的伟大，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对他起作用的力量。他象这样一个画家，在他力求贯彻一种想法时，总是遭到周围的人的责难，因为他不满足于别人感到满足的东西。他觉得自己的心支配着宇宙的脉搏。他怎能设想，就在这个宇宙里，居然有人不认识这个事实呢，于是他赶快动手，向前猛冲。他没有时间去说服人，只是表明了自己的主张——如此而已。这不是跟没有什么信仰和决心的人讨论现在是白天还是夜晚的问题。这毋宁说是一个要把那遮住阳光的门打得粉碎的问题。

三

　　然而，人们对于他蔑视他的侍从人员感到惊讶。人们为了这一点还加以责难。并且历史书上也写着那些令人遗憾的话。他使用这些人。他让他们当上王侯。他养活他们，让他们穿上绣金的衣服。对于这些可怜虫，这难道还不够吗，他们还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呢，他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用了塔列兰或富歇，为了军事上的需要，用了马塞纳或苏尔特——他们都是强盗、窃贼、骗子，但在他们各自的行业内却都是能手。他用钳子夹住他们的脖子，而且对他们并不隐瞒这样的事实。但是，一天，他静静地站在歌德面前，凝视着歌德说：“你是一个男子汉。”当人们为了奉承他而试图贬低他对另外一个人的看法时，拿破仑的回答是：“对于夏托布里昂，我没有什么要指责的。当我权力鼎盛的时候，他反对了我。”
　　他的内心有一股生气勃勃的力量使他苦恼，这股力量他发挥不出来，除非他在他内心和周围把一些人，物、感情、利益都扫除干净，而这些都是他几乎没有看到或根本没有看到的，因为他的思想超越了这些。真理以及直接实现真理的方法，都非常清楚地闪耀在他的眼前：因此，他怎能理解别人会对此感到惊讶，又怎能理解别人会热烈辩论他实现真理的方法并有种种误解呢?于是，他灰心丧气，烦躁不安，有时满腔怒火，却又很快压下去，然而，应该指出，特别是当他的谋划有破绽时，当他的谋划在进行中出现差错时——他不知道出了什么差错，只是有几分感觉到他的谋划太大，有些部分没有配合好——只有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在1809-1813年的那几年里，他变得忧郁烦躁，把他精神上的痛苦和厌倦情绪用刻薄的语言表达出来，而这些语言往往毫无道理，只是在他的部下和侍从中间产生和激起了不安和反抗的浪潮。在这样的时刻他是非常可怕的。每个人都提到他那雷霆般的怒气、他那刺人的语言。他使周围产生的恐怖气氛、他那使人无法忍受的眼神。但是，每个人也承认，他会很快就原谅人家——或者更好一点，很快就忘掉。迪罗克说过：“不要理他，他的话是凭感觉而不是通过思考说出来的，更不是他打算明天要实行的话”
　　他威胁着说要抢毙所有的人，实际上可并没有一个人被枪毙。在一切情况下，他宽恕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甚至到了软弱和盲目的程度——到了傻瓜的程度。一旦宽恕了，他在言行上从来不表示后悔。他不仅原谅笨手笨脚的人，甚至原谅不服从的人：他还把变节的人置之度外，贝尔纳多特、维克多，奥日罗，布廉纳，甚至导致他在法国作战失败的苏瓦松事件中的莫勒，都没有受到惩处。在来比锡战役的前夕，他安详地跟缪拉谈到缪拉同奥地利进行的秘密谈判。不久前还是路易十八的大臣而且刚刚发表一篇反对拿破仑的卑劣声明的苏尔特，还被任命为“百日战争”的参谋长。当人们告诉他马蒙已经叛变投敌时，他的回答是：“他的命运会此我更为不幸。”
　　实际上，他没有时间存报复的念头：“人们必须懂得如何饶恕别人，而不应该坚持敌视和发怒的态度，这种态度只会伤害左邻右舍，并妨碍自己的愉快生活。’一个身强力壮的人会咒骂他所撞上的石头或刺伤他的荆棘，但是一秒钟以后，他就把石头和荆棘忘掉了。他甚至忘记在路上还会碰到别的石头和荆棘。善忘，这是我们所具有的品质之中最高尚的品质。它也是最富有成果的品质。善忘之于宽恕，正象怜悯之于正义一样。它完全证明，在我们内心里，有我们感觉和精神生活的一些因素远远地占着上风，通过这些因素，我们可以重新焕发我们的感情和理想，并以彻底的坦率态度把自己置身于新的幻想之前。正是这些因素为世界保持着那种更新世界的永恒力量——爱情、希望、自豪、对永生的切望。
　　而且，拿破仑的发怒往往还是他假装出来的。它发怒不过是他所使用的那些手段当中的一种罢了。我是肯定地这样看的。人们在他的眼中不过是可以玩弄逗乐的小孩：他保护他们；如果诚实，他就喜欢；如果卑鄙，他就轻视，而且总还有点嫌恶。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脑子的话，他就对他大声吼叫，他知道一个人象一个小孩一样就怕大声高喊。他以完善的艺术来摆布他自己的怒气，知道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场合把抚爱和恐吓揉和在一起，并且用这种手段来迷惑外交官，蔑视政客，使普通的士兵成为英雄。“我的铁腕不在我手臂的一端； 它在我的脑袋里。造物主并没有给我铁腕；我的铁腕只有通过我台己的谋划才能发挥作用。”

四

　　他是一个喜剧人物，是的——但是首先必须搞清楚喜剧人物的含意。他是科西嘉岛人：他的祖先中有一些是意大利图斯康地方的人，而另一些可能是希腊人。在古代所有的伟大活动家中——阿基比亚德、汉尼拔、亚历山大、苏拉、凯撒——都有喜剧人物的某些成分。道德的奠基者，那些被认为是向人类揭示了正义观念的人——以赛亚、耶利米、埃席基耶尔——披着皮斗篷，颈上挂着标牌。他们手抓尘土，撒在自己的头上脸上；他们从喉头发出悲叹的声音，做尽种种把戏，以吸引游手好闲的观众的注意。耶稣使盲人重见光明，使瘸子下地走路。而且，在我看来，近代世界上北方的英雄们也同样有许多好猾之处。克伦威尔是冷酷型的喜剧人物，加尔文愁眉苦脸，路德则时而奸猾，时而爽朗。清教徒、教友派信徒、耶稣会会员、雅各宾党人把精神上的喜剧提高到政治原则的高度。那些具有政治道德的古典式英雄，如辛锡内土斯和华盛顿，一个选定犁头、一个选定他的农舍门槛来作为他们的舞台。实际上，所有这些人都是为了我们而演出他们自鸣得意的喜剧的；所有的人都在演喜剧，甚至那些演出精彩的或者毫无价值的滑稽剧来讨君王喜欢的艺术家也是这样，虽然其中最出色的艺术家———不屑于演滑稽剧的那些人——会对着镜子做鬼脸。
　　因此，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总是演喜剧，不过有时是为我们自己演，有时是为别人演。我想，第一种方式较为高尚：也许，由于它是以神圣的纯洁无私为前提，因而是唯一高尚的。对于注重行动的英雄来说——拿破仑更其如此——可以提出来作为辩解的理由的是：虽然他可以为别人演出喜剧，但他为自己演出的是一出更伟大、更耐久、更生动的喜剧；为别人演出的喜剧不过是为自己演出的喜剧的一个无可避免的后果和要素，因为他内心在思量着喜剧的展开和广阔前景，而他虽然一直追寻喜剧的结局，却到死也没有追寻到。
　　“喜剧人物……悲剧人物……”他把整个世界当作自己的戏台。教皇、国王、民族、群众感情——这些全是杂陈在他面前的傀儡：他牵着线，随意把它们放在戏台上，或者把他们撤走。他知道这一点，并且说出了口。他不能不为自己的权力而高兴！“那不勒斯国王，去看看早饭准备好了没有。”在德累斯顿或在埃尔富特时，他当着一两位皇帝、四五位国王和30位亲王的面说道：“当我是炮兵少尉的时候……”人人在惶惑、耳语，显出敢怒而不敢言的神情：他用驯狮者的气派环视四周。“当我荣幸地是职位低微的炮兵少尉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低下头来……。在另一场合，当前厅站满了人并且通报了国王和王后名号的全称时，两扇门慢慢地开启——“皇帝……”在全场肃静中，他迈着有力的步伐独自走到前面来。还有一次，在两队人马之间——一队是穿着淡紫色和金色的制服、戴着一码长的鸟羽、穿着亮光闪闪的皮短裤的骑兵，另一队是20名身束金色带子，头戴豪华头饰的陆军元帅一一来了一位骑马的人，身穿普通衣服，头戴一顶压低的黑帽，跑得飞快，而且是单人独马。这是喜剧吗，我不知道。毋宁说是对于有着强烈对照的事物的浪漫式的爱好。这无疑是他那夸大了的对自己可怕的孤独处境表示同情的感情流露——为了克服经常浮现在眼前的幻想，他需要有那种感情。一天，罗德勒陪着他在蒂勒利宫一群高贵而奢华的随从中走过，并指出这些人带有忧伤的神情时，拿破仑回答说：“是的——象是伟大人物。”
　　喜剧以说谎为前提——但也以幻想为前提。坏的喜剧作家是会说谎的人，而好的喜剧作家则是受幻想支配的人。一个爱说谎，另一个不爱说谎。最伟大的艺术家不过是一个高明的说谎者，他要使从现实中产生的幻想符合于现实。象莎士比亚或伦布朗一样，拿破仑相信自己说过的话。但诗人的谎言把整个社会撇在一边。组成人类社会的群众想了解诗人，却只能看到他的谎言。因此，庸俗的人骂莎士比亚和伦布朗说谎。庸俗的人并没有错。莎土比亚和伦布朗确是在说谎。但是，他们仅仅是为了自己艺术上的需要而说谎；拿破仑也是这样。他的艺术由于一种机遇而把整个人类作为他的工具，虽然他对此并无责任，但是在庸俗的人的眼里，那种机遇就足以用来对他进行咒骂了。为了不对自己说谎，他象一个诗人、或象一个情人、或象一个神话编造者那样说谎——神话编造者是来自神秘的东方并希望使未来世界符合于自己的情感的。奇迹使他眼花目眩。而当他将不可能有两种解释的事实编成谎言时，他天真地认为，这样他就可以把他的幻想注入人们的心中，而这种幻想是他关于自己的事业所抱有的，也是为实现其事业所必不可少的；人们则是实现他的伟大事业的工具。著名的《公报》只是对士兵的简单头脑进行工作从而保持他们的必要信心的一种手段。每一个人都对人民说谎，特别是那些自称为人民之友的人，甚至是那些自以为是入民之友的人。人民是听不到真实情况的，因此在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的同时，人民还要一些谎话，以便在可怕的真实情况之外提供一种新的希望。拿破仑的谎言不过是一种强烈想象的反响，而想象之外并没有真实，但这想象却是在力图使那些在他自己脑海里出现的想象事件与真实事件相符合。除了在行动中——除了在一幅画里、一支交响乐曲里、一首诗里——想象是根本觉察不出来的。
　　他的幻想——只有他的幻想才是真实的情况。别人的幻想，只有当它们有助于形成他自己的理解时才有现实的意义，或者当它们象正在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影子或映象时才有现实的意义。因为那种群众是他的事业的轴心，决定着他的事业的全部其他因素的声调、性质、动作和彩色。有人说过，拿破仑有妒忌之心。这是十足的蠢话，不过表明这样责难的人自己妒忌拿破仑而已。一支交响乐曲的作曲家难道会妒忌一个向群众演奏这支乐曲的第一提琴手吗，如果作曲家在场，如果他被人们遗忘了，如果受到喝彩的是音乐名手，总之，如果把构思的成就归功于音乐名手，而这种构思的巨大复杂性，神奇的广度，它所包含的效果、发展、迷离恍惚的气氛以及运动方面的无限丰富性又只有作曲家一人才了解，那么，作曲家可能会愤怒，甚至会难过，而且这是很自然的。就拿破仑而言，当他自己的力量发生问题时，他无法了解他借以表现其力量的任何工具可能会掩蔽他的王权。他很愿意给予这种工具以应得的酬劳——全部的酬劳——但只能在他自己得到酬劳之后。由于他知道这种工具在他的计划中的功用，他便大量地赏赐荣誉和金钱。有人说过，拿破仑注意不让他的部下得到与他们个人成就相称的称号，以便把他们的光荣掩盖在他自己的功绩之后。可惜，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拉纳得到蒙蒂贝洛公爵的称号，达武得到的是奥尔施塔特公爵，奥日罗得到的是卡斯蒂利奥内公爵，奈伊是埃尔香让公爵，凯勒曼是瓦尔米公爵。难道不能同样可靠地断言，当拿破仑将里沃利公爵的称号加在马塞纳姓名之内的时候，他是把那天的胜利归功于马塞纳吗？
　　在奥尔施塔特战役之后，他是命令达武首先进入柏林的。他在掌握大权之前，曾把共和国最精锐的军队交给莫勒——当时虽与他相差甚远但还能眼他相比的作为领袖的唯一人物——而他自己却带领一支小小的部队去意大利作战。当莫勒拒绝采用拿破仑在乌尔姆终于采用的作战计划时，拿破仑并不坚持，而让莫勒自由抉择。布廉纳说，拿破仑在得到打胜仗的消息时，高兴得跳起来。人们妄说拿破仑曾命令莫勒在兵临维也纳之时驻足不前。这不真实。莫勒是自动停止前进的。关于坎波一福尔米奥，也有这样的妄说，当时拿破仑比来因军的将军们离维也纳近得多——而且这些将军是打了败仗的。坚持己见、分析研究、牵强附会、随意臆说、暗中讽示——就是这些。为了把他拉下来，拉到普通人的水平，人们采取贬抑的方法。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思想习惯总是使我们指望有创造力的人有着一切不良的品德。我们要苍鹰无翼而飞翔，斧钺无刃而砍削，诗人无灵感而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