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实际上，我们总有一些较为鄙陋的私心，使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能对行动家给予公正无私的判断，而我们某些人对诗人倒往往是能给予这种判断的。我们大多数人看到诗人，只是当他好象手执乐队指挥棒的时候，只是当他和我们自己共有的缺点和不幸被他那突然作出的手势抹掉的时候。所以在洋溢的热情中，在一种规定的思想潮流中，就产生出一种清醒的激奋状态，它极其肯定地保留住所有不应被放弃的东西，掩盖住所有不应被强调的东西，而只是把那铿锵的韵律，只是把那壮丽的文体，只是把那引人人胜的音调节拍，尽情地加以雄辩的表述。对于行动家，为什么我们不应给予和这相同的豁达大度的信任呢，行动家的任务是无限戏剧性的。考虑一下吧。垅沟挖出来了，田野的尽头已然在望。但是他的犁头碰在一块硬东西上，折断了，或是歪到一边，或者甚至陷入隐蔽的泥沼而被吞没了。事情并不象他自己想象的那样急迫。因为他的艺术并不是和那大量迟钝和被动的声音，形式．颜色、甚或词句打交道，而是和那矛盾重重、极度冲动和错综复杂的感觉和激情世界打交道。他的原料是人。在人那里，他碰到一种活跃的抵抗，这种抵抗是只同来自内心的事物作斗争的画家、雕刻家或音乐家所不知道的。在他作出每一行动之后，都会遭到一种说他不公正、专断、不道德或残暴的谴责涛人在其一生中无论如何都能独立工作而不遭任何人的反对：行动家则不然，他只有强迫那些被他纳入他的轨道或被他的意志力所征服的人们服从他，才能获得有创造力的自主权，而这种服从如果不蒙蔽他们，就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如果行动家作出某种让步，他就会正是由于这样做而削弱自己的力量。如果他不让步，他就成为一个恶魔。他是生活在他所肩负的责任这出无尽无休的戏剧之中的。
　　拿破仑懂得这一点。并且他承认这一事实：即使到了尽头，即使真的已经到了这样的尽头。因为，如果他犯了一个错误，他就承认这个错误。如果有人在提到他的错误时——例如关于远征俄国——说这是由于他的大臣们的怂恿，或是由于他的僚属的过失，他会回答说：“我是领袖，我应承担全部责任。”这样，他就明白地表示只有他自己有判断他们的权利。他从他们身上剥夺了任何规避他的命令的权利，而他们大多数也都不想这样做。拿破仑说：“当我发布一个命令时，人们都服从我，因为责任在我身上。”他清楚地知道，他责任重大，但是他具有、并且在他的行动中表现出这样辉煌的想象力和实行能力，所以他发现所有人的心都越来越快地被引入他的轨道之内。服从他对每个人都有好处，这不仅是因为他公正而且给人报酬，也不仅是因为这样做能够得到物质利益(因为他在所有人的头上千着最可怕的冒险事业)，而是因为在解放了那些无可怀疑的精力之后，每个人都必能得到精神上的利益：有一种比每个人自己的意志力都要无限强大的意志力，从每个人身上辨认出他本来就有的并把他放在适当位置上的各种品质的萌芽，并促使这些萌芽活跃起来变为行动，从而让他看到那些精力。拿破仑说：“我让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而让冷静的头脑热起来。”他有一种示人以达到一种平衡的可能性的天赋才能，这种平衡的要素是人们原来就有的；他的办法有时是威吓他们，通常是抚慰他们，但在任何情况下都观察他们。他说：“你要使人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就成为什么样的人。”实际上他解脱了他们。
　　他解脱了他们。他之所以有权力，其秘密首先就在于此。他解脱了人们，使之免受批评。他解脱他们，让他们无须被迫进行选择。总之，让他们不必作出决定。那么，既然他的部下在他不在跟前时就没有人敢于做任何事情，他是不是就把他们弄得在他不幸时会辜负他呢，但是，每一件大事业无非是要排除那些除了在此事业产生效果的地方之外到处都无用处的力量。还有，除去普通民众之外，他在一生中也许贬低了一些人物的人格吧——尽管革命斧头的任务就在于砍掉最高的那些人，但是，在普通民众中间，他却锤炼了他们的性格，提高了他们的地位。一句话，他也许制造了奴隶吧，但是，这是各种类型的伟大人物——无论我们想到凯撒，或是耶稣，或是米开朗琪罗——以及不管任何用权力统治的帝国，都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

二

　　当自负、雄心和自制这样互相熔铸在一起，并且给一个人的天赋才能配备了一副铁和金的骨架，使这些天赋才能能够把它们的印记打在整个宇宙之上的时候，他身上就产生了一种非凡的现象。然而，这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犹如潮水和黑夜那样地不可抗拒。他模糊地感觉到他的命运完全凝注在真正奥秘之神的实体里，这个真正奥秘之神体现出对目的的浑噩无知，并且还体现出一种要越过接连不断的幻象而达到那些目的的巨大力量；这些幻象把它们自己放在他的目的和他本人之间，随之便在他得以捕捉住这些幻象之前，它们就在他面前消失了。拿破仑说：“我感到我自己被推向一个未知的目标。当我达到这一目标时，一个原子就足以使我不胜负担。”这样的宿命论决不是有系统的。它决不是由信仰、学说，迷信所诱导出来的。这是他本能地服从他自己的冲动的结果。就是这些冲动的力量，决定了他的自负：就是这些冲动的固定方向，支配了他的雄心；也就是这些冲动，使他成为他自己的主宰，以便能认出它们。他的天才通过他而发生作用：他是他的快乐的工具，但同时也是他的痛苦的工具，因为，他虽然有力量指挥他的才能和行动，以利于他的这种宿命论，但他没有力量抗拒这种宿命论发给他的含糊的命令，这些命令引导他通过许多人群，心情寂寞地沿着血迹斑斑的道路行进。他说：“在我一生中，我把一切东西——安宁。利益，幸福——都为我的命运牺牲了。”
　　在这样一种态度和这样一句话中，我们怎能不听出这是古代英雄主义的音调呢，这再度肯定了伟大的地中海精神，这种精神既不曾受制于消极的道德，也不曾受制于偏私的伪善。按照普鲁塔克的说法，这就是美德，这个人就曾给他的生活树立了一种风格；这个人就曾走他自己的道路——对他自己比对别人更为无情的道路——以便把他自己和别人导向一种人性；这种人性为命运所统治，但它通过一种崇高的报复，要在命运的陷阱、灾难和不幸中，寻求一种能够扩大和锤炼那种美德的精神养料。它不仅是强者的美德。它也是智者的美德。总之，这是诗人的美德。这个诗人就处在智者和强者把智力的和谐同情感的陶醉结合成为一个单一形式的那一抒情的平衡点上。拿破仑写信给亚历山大说：“不管我们自己会处于什么境地，我们也必须更伟大些。”他写这句话时就带有诗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这个诗人不顾嘲笑和挫折，甚至不顾一种过于匆忙的和友谊的支持，总是陷于幻想之中，以为他只要行动，或甚至只要作出个样子，就能为人所理解。“不管我们自己会处于什么境地，我们也必须更伟大些。做命运注定要做的事，走那不可抗拒的事态发展所引导我们走的路，这是明智而策略的。”
　　这种宿命论非但不消灭自由意志，而且决定自由意志并提高自由意志的地位。自由意志是它的功能之一。这样一个人总是努力使自己处在各种事件的高峰，不管这些事件可能是些什么，他清楚地知道他可以依赖所有这些事件。他既然是那种易于去冒险、去表演、去征服别人的精力的俘虏，通过堂皇地破坏词义，就达到了否定自由意志的地步。拿破仑写道：“一个人越是伟大，他的自由意志就会越少；他依靠事件和环境。我断言我自已是最受奴役的人。我的主人不怜悯我。我所说的我的主人，指的是事物的白然之理。”这是对他的坦率的一种讽刺，这是有史以来自由意志的最有才华的怪人的天真笑声，这个人为了他的狂想，迫使历史匆忙地跟在他的行动后面行进，这种行动不顾前后地把人类导向共同的地平线， 于是英雄史诗的神秘主义分解成为一些明确的成分。诗人成为他在人世间的现实任务的囚犯，他的幻想的仆人，他的崇高伟大的牺牲品。他把自己的以及别人的意识投回到湮没无闻之境。他把人类的命运和他自己的命运混在一起。毫无疑问，自从加利利的流浪汉以来，这是头一次，他是对的。
　　拿破仑是对的。有人责备他自私，但是他的自私是那些最不属于他们自己的人们的那种自私。我曾提到耶稣。但是还有释迦牟尼以及所有那些对于幻想的伟大追求者——莎土比亚或伦布朗，鲁本斯或贝多芬，歌德或雨果。还有所有伟大的思想领袖——以赛亚或圣保罗，路德或洛耀拉，巴斯噶或尼采。谁能算出菲狄亚斯或米开朗琪罗或高乃依的牺牲者的人数呢，在三四百年之后，或在2500年之后，某个人的追随者都准备死在巷战里或战场上。他们都准备破坏他们的思想，或是挖出他们自己的眼珠，或是打破他们自己的耳鼓。为了更象拿破仑，人们宁愿停止他们心脏的跳动。拿破仑即使在活着时，也是独自走他自己的路，他看到他的妻子、儿女，弟兄不得其所，的确是很苦恼的；因为他迷恋干始终在他眼前的那种高贵的但是模糊不清的幻想，而又没有花费足够的时间去抚爱他们，照顾他们，所以他觉得难过；但是他总是堵住两耳不去听他们的叫喊而前进。你也许以为这一切他都不知道吗，那你就太不了解他了，他可怜他们远远胜过于他可怜他自己，因为他是从那种实际上只不过是极大迷妄的所谓利己主义的深处寻求慰藉的。拿破仑在圣海伦娜岛上说过：“那些被拴在我的命运上的人们此我更不快乐。”但是，他们不是必然要不快乐吗，伟大人物受酷刑的十字架沉重地压在我们所有人的肩膀上。陀斯妥也夫斯基如果同意作沙皇的侍从，他的儿女本来是不会挨饿的。如果耶稣承认他的母亲，也许几百万人就可以免子苦难。但丁如果为保皇党一一或教皇党(这都无所谓)一—打开佛罗伦萨的城门，他就不会把他的家属抛弃在他的家庭的废墟上。让—雅克如果没有泄露一个妇女的秘事，抛弃他的私生子，毁谤他的朋友，他就不会写出他那本《仟悔录》……伟大的拉马克的儿子关于他的父亲只有一件事要说，这就是他不会管理他的家产， “我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你们被离开你们所有的亲戚朋友——一来跟随我。因为捕获我正在追捕的幽灵，对人类有极大的重要性；它是极其巨大，以致即使所有的人都在我这边帮我捕捉它，我也不会嫌多。在我和这个幽灵之间，我不能容忍有任何障碍物，也不能容忍你们不象我那样地看待这个障碍物，不使用你们的全部才能来为我打倒它。并不是我残忍。是这个幽灵残忍。你们抱怨吗，那你们抱怨好啦，你们要休息，还以为我也要休息！我也要休息吗，那么，你们以为我不在受苦吗?你们不知道我的创伤在哪里吗，那是从我眼里射出的光芒，使你们看不见我的创伤的。“科兰古，你看不见这里发生着的事情吗，，我曾使之得到满足的那些人，他们要享福。他们不肯再打了他们是很糟糕的逻辑家，他们看不到他们还必须继续打下去才能赢得他们如此渴望的休息。我自己怎么样呢，难道我没有皇宫——没有妻子，没有孩儿吗，我不是正在以各种各样的劳务来消耗我的体质吗，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不是每天都把我的生命投入祭火吗，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只有我的可怜的士兵们，他们是认认真真打仗的。这话说起来是可怕的，但这是老实话。你们知道我应该怎么办吗?把所有这些昨天的贵族老爷都送走，让他们踵在他们的鸭绒被里，让他们在他们的邱宅里神气十足地摇来摆去；然后再靠那纯洁而勇敢的青年人开始作战。”

三

　　他是他们当中最年幼的一个。也是最纯洁的一个。而且，他除了要捍卫为达到他的幻想所必须的行动以外，他不作任何防卫。对于他一—对于他这样一个在心里有着一个想象的世界的迷人宫殿的人一一所有这些城堡，这一袋袋金钱，这些绣金的服装，有什么价值呢，他有一次说过，虽然我不能确定他是在什么时候说的，每天一个路易就足够他个人所需了。然而，他挥金如土。任何人只要找到他，就可以花他的钱。无论什么人的债务，他的亲戚的，手下的士兵的，写信给他的和他素不相识的人们的，他都可以代还。他用他自己的钱贴补工商企业，他给桥梁、道路、运河规定造价。他捐款给博物馆使那里文物满架。他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件不是同时也属于别人的。对于物质财富，他完全看不上眼，或说得更确切些，漠不关心。他所摆弄的排场只是他的体系中的一种方法。他说：“我的产业是由光荣构成的。”
　　从他童年起就可以看出那么许多迹象来了。青年人，在尚未窥测到他们自己的想象力的广大浩瀚的规模之前，往往不经过任何过渡阶段，直接从在嘲讽和粗暴面前偏促不安的缄默——只要他们能发现有个什么人在倾听他们——一变而为对在他眼前出现的一切空中楼阁表现出失却平衡的狂热，而把自己弄成可笑的样子。而在这种青年人中常有的慷慨大度和狂热友谊，他也体验过。他阅读让—雅克，他阅读奥西昂，他甚至阅读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他贪婪地阅读哲学家的著作并想加以仿效。他要给他的故乡科西嘉复仇。但是，当革命爆发时，他热烈地欢迎它，弄得为着革命而使他自己和他全家不得不离开科西嘉。他总是有显然相反的两面，但实际上是随着他的谈话对手而转移的。对愚人他是沉默寡言的，对热诚的人则他是开朗的，而且推心置腹，全不试探对方的热情基础是否坚实。对于讨人喜欢但浮躁的、而在环境许可时能立刻变成恶棍的亚历山大，他可以把他的宏伟计划和盘托出。他会称他为他的朋友，会拥抱他，会和他臂挽着臂散步一连数小时之久。对德赛，或是福克斯，或是罗德勒，或是歌德，他会毫无保留地倾吐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对任何一个不重要的来访者，只要这个人表现出一点点注意的神情，一点智力或一点精神，他都可以那样做。但是，他对他们讲述的只会是他自己的幻想。他会一见如故地相信别人的忠诚、想象力、慷慨大度，因为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别人。当他把自己交给英国时，他毫不怀疑；它会象他曾经欢迎一个到他这里来要求盐与面包、水和安身之处的伟大的英国人那样欢迎他。
　　我已谈到过宽恕。我已谈到过忘却。这里却远远超过宽恕，甚至超过忘却。后世的判断，整个说来，是妨碍对人进行总结的；而这判断是：他是一个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事件对人的思想的作用的宿命论者，他是一个知道动机的奥秘的超等的利己主义者，他是一个具有异常的意志力的人，这个人对那些不敢面对他为了发展和培养可与他自己的意志力相比拟的意志力而受到的苦难的人们，不能怀有恶意。拉斯·卡兹写道：“在他倒台时的复杂环境中，他看待事物总是看它们的整体，并且是站在如此高的立足点来看，因此他就不注意人们本身。有些人，人们本来以为他有充分理由对他们发出怨言，但他从不曾无意中对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表露怨恨。有人在他面前提到他们的名字时，他对之保持缄默……这就是他用来表示他的谴责的最甚之举了。”有时，他甚至会为他们辩解，因为他自己曾经生活得如此紧张才没有摔倒，所以他了解为什么别人会摔倒。他们并不邪恶。他们是按照他们的本性而生活的。而且，命运压在他们身上，和压在他自己身上——样。他说：“你们不了解人；人们如果要做到公正，是不容易了解人的。他们了解他们自己，他们能够表白他们自己吗，那些抛弃了我的人大多数本来也许根本不会想到他们自己会跑掉，这是说，如果我继续走运的话。环境有好的作用也有坏的作用。我们最后所受的考验是超过人类一切力量的， 即使是那时候，我也只不过是被人抛弃，而不是被背叛；当时在我周围，懦弱的人多于叛变的人， 这是圣彼得的否认，但马上就要悔恨和痛哭。此外，有史以来，谁的追随者和朋友此我更多？谁比我更得人心或更受爱戴呢？……不，人的天性可以表现得比那更加丑恶，我本来是有更多的理由怨天尤人的I”这里已开始有了点浪漫悲观主义的味道，接着就是一个知道怎样致力于行动以克服这种悲观主义的人的斯多噶式的忍受态度。

四

　　在我看来，这种悲观主义给自由设置了一个条件。我并不认为拿破仑曾经指出过有一个要达到的理想目标：这个目标要求人们信仰正义、自由、幸福等概念之中的一个，而这些概念又是可以很容易被用来激发群众的热情的。他始终二贯地用最猛烈的手段发展他们的潜力，激发他们的荣誉感，发扬他们的竞争精神。另一方面，人民领袖们的社会乐观主义，即在人民面前放置一个形而上学的或社会的偶像，让他们去捕捉的乐观主义，却要求人民立即放弃他们自己的自由。这些领袖为使别人相信，就必须信仰处于他们自身之外并且一切人都能获得的现实事物，而且获得这种现实事物的办法并非通过个人冒险和个人努力，而是通过始终不渝地服从若干命令，而违犯这些命令就被说成是罪行。他们常常都是宽宏大量的，但是，他们虽然领导群众，自己却在群众之中。例如，拿破仑和圣保罗之间就有一道把主和奴隔开的鸿沟：他们两人都没有力量跨越这道鸿沟。
　　斯丹塔尔常说：“只有一个人是我始终尊敬的，那人就是拿破仑。”那就是说，他从未遇到另一个懂得怎样使自己受人尊敬的人。但必须注意，这需要畏惧或爱戴，二者并用或交替使用。爱戴已经赢得，畏惧已经赢得。这里不涉及暴政使用的物质手段，而是道德手段，这种道德手段表现在事业上，并在完成这些事业的人身上显示出一种铁面无情的决心，要勇往直前，鞠躬尽瘁，甚而至于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杀人或被杀。在我们中间，拿破仑是最后一位古代人，是古往今来世界上罕见的几个自由人之一。
　　要做自由人只有两条道路：在思想领域里不让任何人做你的主人，或者在行动领域里做——切人的主人。要细心地注意到，这两条道路不相上下都意味着一种困难的征服；归根到底，二者都包含着一种完全的自我控制；这是因为，早晚有一天，在一个人生前或死后，甚或是永远地，除了孤傲自赏的时候以外，总要有一种巨大的和谐降临在宇宙的精神遗产上。那是我的看法。这种自我控制，通过服从它的那些人，造出一代一代的奴隶，但它也把少数几个有资格去追求自由的人物置放在英雄的道路上。我谈的是解脱。这与解放完全不同。从所负的责任中解脱出来，就是使你服从于一种不属于你自己的意志。与之相反，解放则是使你服从于你自己的责任。耶稣，马萨奇奥、蒙台涅，塞巴斯蒂安·巴赫、拿破仑——这些都是已获得解放的穷人，但他们却解放了许多富人。并且一举之下，无论穷富，都恢复了他们的个人德行。他们被迫在他们自己身上看到精神力量的壮观，这种精神力量试图通过热诚的内省、热情的好奇心、冒险的爱好和不断的努力，创造它们的自主权。有人由于太腻的肉而噎死，那就未免太不幸了。“超人是不挡别人的道路的。”
　　一种获得解脱的想象就高踞于这种以宿命论为基础的自由之上。这是一种强大的想象，它永远地跑在个人行动的前头；它不断地打碎教育、记忆、习惯、畏惧的先前的枷锁；它使它的主人能够每天都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从那里发现可侵占的新平原；它或以它的表现力或以它的行动力允许他不受任何限制而只受他自己的才能的限制，而且，他的才能有多大他自己也不知道。“我总是比别人提前早过两年。”当他完全还是一个孩子，穿着破烂的军服，害着热病和疥癣，带着他的服装褴褛的军队越过庇蒙特地区阿尔卑斯山高峻的山隘，象狂信的十字军和以打劫为生的行吟诗人那样，把“允诺给他们的福地”交付给他们的热情时，他并没花费这样多时间。他不需这样多时间就把他的大军从英吉利海峡之滨，经过维也纳和柏林，带到波兰的沼地。他不需这样多的时间就把西方的年轻文明带到金字塔脚下同东方文明中最古老、最被人忘却的文明见面。如果他有机会能迫使整个宇宙服从他，把英国的好运在大陆的壁垒上砸个粉碎，那么他也许需要这样多的时间吧。如果他曾攻占圣—让·达克尔，从叙利亚直捣印度，那也会需要这样多时间，如果他从马德里出发，中途攻占莫斯科，略取君士坦丁堡，从后方进取欧洲，那也会需要这样多时间。可以说，无论在意大利，在埃及，在巴勒斯坦、或在维斯杜拉河彼岸和在蒙古诸帝国的方向上，他都无尽无休地在寻求日出之国。“伟大的声名只能得之于东方。”他自始至终向它进军；而且，由于英国用海洋的浓雾阻挡了他的去路，这使他好象要绕地球一周，以便从背后攻击英国似的。他出现了；他的出现本身就不仅足以推翻当时一切政治、军事和道德的概念——那无非是一些空洞的术语，谨小慎微的花招，拘束性的信条而已——而且也足以冲破时间与空间的堡垒，把整个历史和整个地球赶到他所到达的任何地点，把它们卷人他的心里，让它们饱吸他的力量，然后再让它们漂浮回去。对于他，时间和距离只是地球这颗行星的棋盘上的卒子，他只是用这些卒子来配合以他的军队。他的政策以及池所激起的感情和激情为代表的其他棋步。他常说：“想象统治世界。”显然，自他出现以后，世界转向他了。
　　20年，他活跃的一生的这20年——一共只有20年活跃的岁月，可是做了多少事啊，他把这20年都交付给他的诗篇的主题，在这20年中，我看见他始终处于一种抒情的沉醉状态中。我见他越出当时行动的范围，从那里向前飞跃，发现他的每一行动就是下一行动的出发点，犹如在一句话中每一个词都暗示并决定着下一个词一样。我见他把他的宏伟的交响曲从一个乐章发展到另一个乐章地谱出来，从他意气风发的想象中向前抛出愈来愈宏大、愈来愈急促、愈来愈响亮的层层巨浪，而他的想象力则始终居于浪潮的中心，直接从浪潮的洪波中吸取力量和勇气。我见他孑然一身，但整个宇宙在他灵魂中旋转。他急急地奔向前方，四顾茫然但神志清明，他的心有规律地跳动着，他奔向对他那上气不接下气地勉强跟在他后面的时代有利的方向。他看到他自己的幻景而目眩。他因他自己的力量而沉醉。一切生命为着服从他而存在。“我常常看到世界在我脚下飞行，好象我是腾云驾雾高居空中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