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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陆游传》中，载有陆游一生中的三桩公案，颇值得人们探讨。
“时龙大渊、曾觌用事，游为枢臣张焘言：‘觌、大渊招权植党，荧惑圣听，公及今不言，异日将不可去。’焘遽以闻，上诘语自所来，焘以游对。上怒，出通判建康府，寻易隆兴府。言者论游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免归。”“游……晚年再出，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朱熹尝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盖有先见之明焉。”
“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依附权奸韩侂胄。这三件事，似乎是陆游一生中的三大污点，似有不可原谅的人品道德低下之嫌。
然而，从南宋抗金的大局来看，从龙大渊、曾觌、张浚、韩侂胄诸人的主要政治倾向来看，陆游对他们所取的态度基本是正确的，是不能完全否定的。
（一）“交结台谏，鼓唱是非”
此乾道二年（1166）之事。时龙大渊授官知閤门事，曾觌授官权知閤门事，兼干办皇城司。该职为皇帝近臣，任“传宣引赞”、“间带点检閤门簿书公事”，文武官员自宰相、宗臣自亲王以下及外邦使节朝见谢辞，皆由閤门司视其品秩引导秩班，赞其拜舞并其失仪之事。孝宗对此二人宠幸有加，谏议大夫刘度劝阻重用二人，孝宗不听，遂“乞赐贬黜”；中书舍人张震、金安节、周必大。殿中侍御史胡沂等均因谏孝宗不要重用龙、曾二人，或被免职，或被降职，或被调外任。《宋史》载：“时张焘新拜参议，亦欲以大渊、觌决去就，力言之，帝不听纳，焘辞去，遂以内侍兼侍读。”“群臣既以言二人得罪去，……自是觌与大渊势甚张，士大夫寡耻者潜附丽之。”侍御史王十朋、监察御史龚茂良、著作郎刘夙等朝臣多上书指斥二人，建议孝宗“严法守，裁侥幸，当自宫掖近侍始。”而孝宗对此二人宠信不移。正如著作郎刘夙所言：“陛下与觌、大渊辈觞咏唱酬，字而不名。罢宰相，易大将，侍其言而后决。”二人倚孝宗之宠，朋比为奸，干预朝政，结党营私，广收贿赂，“干求差遣”，“潜逐大臣，贬死岭外”，声势甚张。龙大渊死后，曾觌又升承宣使、节度使，除开府仪同三司，权震朝野，专权二十年。其后，孝宗终于认识到“曾觌误我不少”。曾死后，胡督臣、魏倓之、龚茂良等“凡前论觌得罪者皆寻赠”。
就是这样的佞幸之臣，陆游疾恶如仇，鼓动张焘劝谏孝宗重用龙、觌二人，并非为过，而是伸张正义之举。孝宗由于偏宠龙、曾，听不进劝谏之言，反而废黜谏官，并迁怒于陆游，遂使陆游的拳拳忠心受到了打击。可以推知，自此以后，在龙、曾恃宠专权的二十多年里，陆游屡遭贬谪，不被重用，与其反对过曾觌不无关系。
《宋史·陆游传》中有一句颇值得玩味：“焘遽以闻，上诘语所自来，焘以游对，上怒。”一个谏官，向皇帝陈述自己的观点，皇帝怎么还要追问“语所自来”？看来是涉及到一些具体事实的。然而究竟所为何事，《宋史》未明载。近人周汝昌先生选注的《范成大诗选》中，载有范成大《送陆务观编修监镇江郡归会稽待阙》诗二首：
宝马天街路，烟蓬海浦心。
非关爱京口，自是忆山阴。
高兴余飞动，孤忠有照临。
浮云付舒卷，知之道根深。
见说云门好，全家住翠微。
京尘成岁晚，江南送人归。
边锁风雷动，军书日夜飞。
功名袖中手，世事巧相违。
此诗为陆游因曾觌事被贬归会稽时，其好友范成大送行之作，诗中表达对陆游的安慰和同情之意。周汝昌先生在该诗的按语中转载《齐东野语》载：“又记：孝宗宴狎，一内人与曾觌往来，放翁知之，言于张焘。焘面谏，孝宗遂恶放翁而去之。”《齐东野语》是南宋人周密（1232～1298）所撰，其所撰述资料来自其外祖、祖父在朝廷内供职时所写的《日录》及《野老杂书》，以及当时诸事件的参与者的第一手资料，“可信不诬”。在该书《陆务观得罪》篇载：
“陆务观以史师垣荐，赐第。孝宗一日内宴，史与曾觌与焉。酒酣，一内人以帕子从曾乞词。……它日，史偶与务观道之，务观以告张焘子宫。张时在政府，异日奏：‘陛下新嗣服，岂宜与臣下燕狎如此。’上问曰：‘卿得之谁？’曰：‘臣得之陆游，游得之史浩。’上由是恶游。未几，去国。”
从这则史料看，陆游本意是看不惯曾觌与内人（宫中婢女）交往的行为，而述之与张焘的。因与孝宗同宴的还有其举荐者史浩，且是史浩将此事告于陆游的，故不存在反对孝宗宴狎之意。而张焘以此规劝孝宗，亦不为过。只是孝宗听此逆耳之忠告后，心存不悦，追问来由，迁怒于陆游。这件事涉及到是同孝宗在一起宴狎的，触怒了孝宗，孝宗怎能不发火呢？从曾觌后来为官的实践看，陆游的反对是正确的。孝宗怒而贬陆游，是出于对曾觌的庇护，也是在维护自己的面子。至于“言者论交结台谏，鼓唱是非”，是那些“寡耻潜附丽”的主和派士大夫在张浚抗金符离战败后，对陆游落井下石的诬词。
（二）“力说张浚用兵”
张浚为南宋主战派将领之一。早在建炎三年（1129）张浚三十多岁时，便力主“中兴当自川陕始”，被任命为川陕京西湖南湖北路宣抚使，主持西北军事，以富平战败被贬黜。后复起，坚持抗金。孝宗即位后，锐意恢复，召判建安府张浚至临安，问以国事，张浚遂劝孝宗坚意抗金。孝宗任张浚为江淮宣抚使，节制驻屯军马，选拔和任用抗战派将领，为岳飞平反，斥逐秦桧党人，不许至临安，一反过去高宗朝屈辱求和的国策。孝宗的主战倾向，与张浚一贯坚持抗战、反对主和的立场相投契，故而在金军索要海、泗、唐、商、邓五州和岁币时，张坚持抗敌，不予答应。金军因此兴兵，宋金战于灵壁、宿州，宋胜金败。后以南宋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李显忠兵败符离，张浚上疏自劾，士大夫皆议张浚轻于举兵之罪。孝宗不为士大夫之言所动，坚持抗金立场，遂下诏亲征，并赐书张浚：“今日之事，倚卿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犹豫。前日举事之初，朕与卿任之；今日亦与卿终之。”仍由张浚部署兵力，与金战于宿州。但事与愿违，宿州兵败，孝宗抗金思想动摇，考虑议和之策，遂降张浚为江淮东西路宣抚使，罢其便宜行事之权。张浚遭贬后，郁郁不得志而死。在遗嘱中说：“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
从上史实看出，张浚用兵抗金，一出孝宗抗金的要求，二是张浚历来的主张，不需要陆游“力劝”；张、陆二人均主张抗金，观点一致，在抗金问题上，言语投机，这是自然之理，但并非陆“力劝”张。至后张浚兵败符离，言臣乘机攻讦；再败宿州，孝宗动摇，遂降浚职，言臣自然从而攻之；且在攻讦张浚的同时，连同主张抗金的陆游，也一并牵连进去。孝宗取和议之策后，抗战派多被黜而远之，张浚使判福州，主张抗金的陆游于是再次受到主和派曾觌等人攻击，他们乘机以陆游“力说张浚用兵”之议，使陆游由隆兴通判之职务“免归”。陆游“免归”，实是南宋孝宗的国策由抗金向议和转变的反映，国势使之然。所谓“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只是口实而已。
（三）韩侂胄评价与陆游晚节
《宋史·陆游传》载，陆游晚年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论者以此认为陆游依附权奸，未全晚节。
对于韩侂胄，历来被认为是佞臣，《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宋以来的绝大多数史料、史著将其称为奸臣。笔者认为，韩侂胄一生，不能完全否定，尤其对其坚持抗金、意图恢复失地的立场是值得肯定的。可以说，韩是一位爱国忠臣、抗金首领。
韩侂胄，以策立宁宗有功，自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都承官，累迁少师，封平原郡王，除平章军国事，执政十三年，序班丞相之上。宋嘉泰年间，韩侂胄就渐招知名人士，意图开边，凡主张抗金之士，多被任用。开禧元年（1205），韩接受进士毛自知之策，决意对金作战，恢复失地，并作了一系列准备：拿出库银黄金万两，以备行赏；命吴曦练兵川陕，准备迎敌；立已亡抗金名将韩世忠庙于镇江；追封岳飞为鄂王，追封刘光世为鄜王，赠宇文虚忠为少保；夺秦桧王爵，改谥谬王。开禧二年（1206），兴兵北伐攻金，输家财二十万以供军用。该年四月，命山东、京、洛招抚使郭倪遣武义大夫毕再遇与镇江都统陈孝庆夺取泗州（今江苏盱眙县北）。江州统制许进收复新息县（今河南息县），孙成收复褒信县（今河南新蔡县南），陈孝庆收复虹县（今安徽泗县）。五月，韩侂胄正式请宋宁宗下诏伐金。
然师出不利。军马司统制田俊迈、池州都统郭倬、主管军马司公事李汝翼先后败于宿州；吴曦叛于兴州（今陕西略阳）；金攻取宋六合（今江苏六合）、安陆、真州、应城、云梦、孝感、汉山、京山等县，开禧北伐严重受挫。
此时，宋朝廷派人与金议和，金主完颜宗浩称：“若斩元谋奸臣，函首以献，及添岁币五万两匹，犒师银一千万两，方可议和。”并要求将两淮之地割让给金国。这里所谓“元谋奸臣”，即指发起抗金之举的统帅韩侂胄。在金的军事压力下，素与韩侂胄不和的杨皇后、皇子荣王赵儼、杨皇后之兄杨次山、礼部侍郎史弥远等主和派谋诛杀韩侂胄，以迎合金意。杨皇后力请降罪韩侂胄，宁宗批旨曰：“韩侂胄久任国柄，轻启兵端，使南北生灵枉罹凶害，可罢平章军国事，与在外公观。”宁宗并无要杀韩侂胄之意。而史弥远、权主当殿前司公事夏震等迫不及待地于宁宗批旨次日，将韩诱杀。
杀韩之后，在是否接受金方要求将韩头函送金方的问题上，朝廷内还展开了一场争论。据《齐东野语》载：“林枢密大中、楼吏书钥、倪兵书思，皆以为和议重事，待此而决，奸凶已毙之首，又何足惜，与其亡国，宁若辱国，而倪公主之尤力……朝堂集议之时，独章文庄良能于众中以事关国体，抗词力争。于是遣临安府副将尹明，斲侂胄棺，取其首，……王柟竟函首以往。”
英雄被杀，抗金有罪，小人得志，国事日非。韩侂胄被杀后，朝廷将韩侂胄与苏师旦（安远军节度使领閤门事）二人之头函送金军，再次派使至金求和，答应苛刻屈辱条件。宋主与金主以侄伯之称，每年给金币岁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犒军钱三百万贯。当时就有人写诗论此事：
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
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
晁错既诛终叛汉，於期未遣尚存燕。
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胡未必然。
岁币顿增三百万，和戎又送一於期。
无人说于王柟道，莫道当年寇准知。
这两首诗反映出时人对此事自有公论。
《齐东野语》还记载了一件事：韩头送到金国后，金以忠缪侯墓葬之。“金主尝令引南使观忠缪侯墓，且释曰：‘忠于为国，缪于为身。’询之，乃韩也。和议既成，（宋）乃尽复秦桧官爵，以其尝主和故耳。”即是金国，也不得不承认韩侂胄是“忠于为（宋）国”的人，而宋人却一直认韩为“奸臣”，岂不谬哉？韩被指为“奸臣”被杀后，秦桧反倒因曾经主和成了“功臣”，岂不更谬？
南宋罗大经（1225年登进士第）在《鹤林玉露》中也愤然写道：“庶人之仇，释《礼记》者谓可尽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齐襄复九世之仇，春秋义之。我国家之于金虏，盖百世不共戴天之仇也。开禧之举，韩侂胄浪战，固可罪矣。然乃主函其首以乞和，何也？当时太学诸生之诗曰：‘晁错既诛终叛汉，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盖未尝以名义言也。譬如人家子孙，其祖父为人所杀，其田宅为人所吞，有一狂仆佐之复仇，谋疏计浅，迄不能遂，乃归罪此仆，送之仇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此人之论，深入浅出，道出韩为国复仇为春秋大义，函其首，送之敌，为情理所不通。明代李贽在《史纲评要》中亦称此事云：“侂胄固该死，只不宜以金人之请而死。”
由上可见，韩侂胄的“奸臣”之名，是金国给定的，实为抗金北伐所致，金主以“斩元谋奸臣，函首以献”，为答应和议的条件，给韩冠“奸臣”之名者，为敌国之主。在敌对的双方间，“忠”和“奸”应是背反的概念，岂有双方一致的“忠”、“奸”者？金方要求杀韩，索其头，实是恨（或惧）韩的抗金行为。而韩抗金北伐，收复失地，是忠于宋室的行为，宋人又怎能称之为“奸”呢？其所以称“奸”者，是那些反对抗金、力主和议投降者流，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奸臣！事实上，北伐以杀韩侂胄而告失败，“嘉定和议”的签订，杀韩送头，割地求和，增纳岁币，甚至纳银犒赏敌军，自贱世称为敌主之侄，这些丧权辱国的和议，就是以杀韩侂胄为代价而实施的。
韩侂胄任职期间，尤其自嘉泰四年之后，追封岳飞、贬谥秦桧，人事用废等，多从抗金恢复出发，且输家资十二万以助抗金军用，北伐前期取得胜利，这些应予以肯定；至于后来，吴曦叛变，军事失利，不能因此认为北伐就是错的，更不能因此说韩侂胄就是奸臣。如果宋不杀韩侂胄，仍支持其抗金，或许北伐最后胜利，收复失地，亦未可知。
历来不少论者认为韩发动开禧北伐是不应该的，是祸国殃民之举，连宁宗在杀韩后，向大臣们也说：“恢复岂非美事，但不自量力尔！”南宋自隆兴和议后，经过四十多年和平时期的恢复，用兵较少，各地水利、手工业、商业等发展较快，使南宋的经济力量有了较快发展，已经具备了北伐的经济基础，金统治下区域及南宋军民要求收复失地，北伐符合民意，如安丰宋臣厉仲方言淮北流民均愿归家，湘东安抚使辛弃疾言金必乱亡，宜备兵以应变；郑挺、邓友龙等均主张收复失地；金国方面，由于河北、山东等地连年大旱，多处农民起义，蒙古与西夏入侵，金屡战屡败，国内严重危机。有这些因素，如果南宋君臣将领锐意抗金，收复失地，北伐是很有希望成的。
《宋史》因将韩侂胄定为“奸臣”，所以把他为收复失地而作的努力，也就说成是“或劝侂胄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于是恢复之议兴”。这种把为国家收复失地说成是为建立个人功名的说法是不公允的。
《齐东野语》在论及杀韩送头之事时说：“当时识者，殊不谓然。且当时金虏实已衰弱，初非阿骨打、吴乞买之比。丙寅之冬，淮、湘皆受兵，凡守城者，皆不能下。次年，遂不能复出师，其弱可知矣。傥能稍自坚忍，不患不和，且礼秩岁币，皆可以杀。而当路者畏懦，唯恐稍失其意，乃听其恐喝，一切从之。且吾自诛权奸耳，而函首以遗之，则是虏之悬鄙也，何国之为？惜哉！”从时人评述看，杀韩求和，函首以送，确是当政者惧怕金军，屈辱苟合，自毁媚敌之举。
周密《齐东野语》在分析韩侂胄何以遭历史不公正评价时，将张浚与之相比较，分析甚为深刻：“及孝宗锐意恢复，张魏公（浚）主战，异时功名之士靡然从之，独史文惠以为不然。其后符离溃师，虽府库殚竭，士卒物故，而寿皇雄心远虑，无日不在中原。侂胄习闻其说，且值金虏寝微，于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殊不知时移事久，人情习故，一旦骚动，怨嗟并起。而茂陵（宁宗）乃守成之君，无意滋事。韩任情妄动，自取诛戮，宜也。身殒之后，众恶归也，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若《杂记》所载……皆不得报仇者撰造醜诋，所谓僭逆之类，悉无其事。李心传，蜀人，去天万里，轻信记载，疏舛固宜。而一朝信史，乃不择是否而尽取之，何哉？当泰、禧间，大父（祖父）为棘卿，外大父为兵侍，直禁林，皆得之耳目所接，俱有家乘、日录可信。用直书之，以告后之秉史笔者。”
周密的评述和记载，用心可谓深远，后世治史者，包括元代所修《宋史》，果为国民所虑。
史弥远在杀韩后，任职宰相，久掌朝廷大权，“史馆实录，皆所监修。”而后，“元人修史，不暇相互考证，而悉仍其旧，毋怪乎是非失当也。”（清赵翼《廿二史剳记·宋史各传多回护处》）因而“轻信记载”，是非曲直不辨。且元人(金人)治《宋史》，难免以元人之观点来看待和记载宋史，仍将韩侂胄以“奸臣”而论。而周氏《齐东野语》以其祖父、外祖父亲历所记而存史，“以告后之秉史笔者”。而时至今日近千年间，史家仍以“正史”所记，忽视周氏家乘、日录，遂一直使韩侂胄的爱国之志受屈，被冤杀函首，还落得千古骂名，实为不该。
陆游因替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记》等，而遭“晚节不终”的株连，也是历史的冤案。陆游终生力倡抗金，收复失地，恢复统一，自有大量诗词可证。然郁郁不得志者，皆因宋朝廷时而抗金，时而和议，摇摆不定，且主和者多占上风。这样，陆游也就大半生志不能伸。及至晚年，适遇韩侂胄主战，重新启用陆游，使陆游看到一点希望。在他为韩撰的《南园记》中，“唯勉以忠献之事业，无谀词”（宋罗大经《鹤林玉露》），是勉励韩侂胄发扬其祖父韩琦（忠献）反抗西夏、契丹入侵的精神，激励韩抗敌救国之心，并无阿附权势依傍门户之意。陆游晚节，忠心报国之志不移，以至临死，仍念念不忘“但悲不见九州同”，要儿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之无忘告乃翁。”陆韩交往，并为之撰写文章，是抗金思想一致的结果，岂能就此而遭非议，又何能因而视之为依附权臣，晚节不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