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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天涯社区仗剑天涯板块，作者新垣平
全文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17/1/31556.shtml
大漠射雕侠侣少，白马西风雪山道。倚天书剑可屠龙？飞狐杳，鸳鸯渺，几度江湖说笑傲。鹿鼎连城何日了，碧血天龙青史照，从来侠客不留行。越女俏，英雄老，又看剑桥八部考。
——调寄《天仙子》
A Concis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Kongfu World
——Based on Louis Cha’s Works
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
Author: Dr. Prof. Jean-Pierre Sean (Cambridge University)
译者：新垣平博士
Dedicated to
Louis Cha Leung Yung
in friendship and admiration
带着友谊和崇敬
谨以此书献给
查良镛
Preface
前言
在2008年举行的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大陆以绝对优势占据了金牌榜第一的位置，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虽然常常被充满敌意的西方媒体解释为一系列弄虚作假的表象，或者专制体制的畸形产物，并且和纳粹德国或者苏联曾经的辉煌相比，却无法遮掩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有史以来第一次——无论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算起还是从现代奥林匹克的复兴算起——一个非西方的国家，一个非白人的国家，具体来说是一个黄种人的国家，战胜了一切西方的体育大国，站在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榜首。诚然，在过去几十年中，诸如日本和韩国这样的东亚国家也曾获得瞩目的成就，而中国的排名自从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以来一直稳步上升，使得这一胜利变得易于为人接受，但中国攀升到金牌榜首位这一点仍然具有非凡的意义，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它颠覆了整个奥林匹克运动得以成立的基础：自古希腊以来，我们西方人对自己身体素质超越其他“蛮族”的绝对自信。诚然在某些田径项目上，我们有时不得不承认尼格罗人种的优势，而在某些灵巧的项目上又不得不让位于东方人，但是从整体的身体素质来看，从头脑和卓越和体力的强健之间的完美结合来看，我们常常在潜意识中认为，只有西方人，才是真正的，或至少是标准的“人”，而东方人不论体力上还是智力上都较之逊色。而中国人的胜利无疑给了这种偏见以致命的打击。
然而这一胜利或许并不应该令我们过于惊讶，如果我们对中国民族的历史和社会多一些了解的话。譬如说，在一切举行过奥运会的城市中，北京是历史最古老的之一。它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就已经建城，仅可能比雅典稍迟，甚至超过我们所引以为傲的罗马。虽然北京在公元十二世纪才正式成为帝国的首都，但在此之前的两千年中，它一直是东北亚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多少个世纪以来，南方的农耕民族、西北的草原民族和东北的渔猎民族在此进行过无数场惊心动魄的碰撞和角逐。它既是中华帝国征服满洲和朝鲜的桥头堡，也是鲜卑人、契丹人和女真人南下进军的中转站，即使在它成为首都之后，这一命运也没有改变。事实上，北京的历史，正是中国历史的缩影。这一历史并不是西方人刻板印象中的柔和、文弱的一潭死水，而是充满了血与火的暴力的较量。理解这一点对我们的研究来说至关重要。
历经数千年战争考验的，并且输入了大量草原蛮族之血液的中国民族，其代表形象与其说是柔弱的文人，不如说是孔武有力的赳赳武夫，当1792年访问清朝的乔治•马戛尔尼子爵（George Macartney）抵达中国的港口时，他就已经惊奇地发现了中国人的刚健有力：
“男子多雄伟有力，四肢筋肉突起，无萎靡不振之相。余逐处留意观之，不觉朗诵诗人莎士比亚《暴风雨》中之句曰：观此纭纭众生兮，叹造物之神奇，朕人类之美且大兮，吾乐乎新世界之自居。”
“.而中国工匠乃能以其臂力与其活泼之精神，合力升之，直行不息，而观其神情又异常欣喜，初不若有人驱之迫之者。此或中国政体之完备，及人民天赋之独厚使然，非他国所能及也。”（译者按：此处用刘半农《乾隆英使觐见记》之译文）
这些赞美的话语无论对今天的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是陌生的，因为在不到半个世纪之后的1840年，不列颠帝国就和中华帝国进行了史上第一次贸易战争——它以“鸦片战争（Opium
War）”之名为人所知——并且用自己远为先进的军事技术击败了后者。不到二十年后，不列颠和法兰西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并且攻占了中国的首都，也就是2008年的奥运会的所在地北京。在此后接近一个世纪里，中国遭遇了一连串可怕的军事失败，其声望也跌到了历史的低谷。诚然，这些失败基本上是由和西方在技术上的巨大差距所导致的，但这确立了中国人在西方公众心目中孱弱无能的形象，并且由于鸦片等毒品的泛滥以及割地赔款所导致的贫困而得到强化。即使在共产党夺取了中国政权，并在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成功地击退了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后，中国人的胜利也常常被描绘为“人海战术”的结果，与西方人独立自由的骑士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在1970年代李小龙（Bruce Lee）成为西方人所熟知的功夫明星之后，“中国功夫”在欧洲和北美掀起了热潮，这种情况得到了部分的改观。然而即使想象力最发达的西方人也只能将此归诸少数人才知晓的神秘的东方法术。西方人所难以设想的，是在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中一个延续至少十多个世纪的功夫世界，在任何一个世纪都由数百个流派的数以万计的武术家组成，他们曾经召开过许多届不逊色于奥运会的武术大会，发动过比黑手党的家族之战大得多的战争，将自己的宫殿设在天山或昆仑之巅，探索过从阿留申群岛到撒马尔罕，从西伯利亚到婆罗洲的广袤领域；他们曾经迫使南中国海上数十个岛屿和东南亚的许多割据势力承认他们的宗主权，也曾击败过哥萨克的骑兵、西班牙的海盗和荷兰人的火枪；他们曾经在契丹人和西藏人的宫廷中居于高位，令蒙古人和满洲人的政府为之恐惧，甚至创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帝国。通过种种方式，他们不止一次地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并参与塑造了现代世界的面貌。
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失落世界。这个世界在西方历史最黑暗的时代发端，又在西方人全面胜利的时代由于热兵器的普及和军事技术的发展陷入极度衰落，最终被遗忘殆尽。二十世纪的武术大师们，如西方人所熟知的霍元甲和李小龙，不过是这个消逝的世界最后的余音。直到最近的时代，这个古老的世界仍然不为西方人所知，甚至——由于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士大夫政府的压抑——在很大程度上不为中国人自己所知。笔名为金庸的查良镛教授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曾经着手撰写这个世界的历史，然而在写出了十五部断代史后他不得不中止了这个任务。因为年代的久远，已经无法收集到足够的资料，以便将这些断片联缀成一个整体。然而他毕竟揭开了冰山的一角，让现代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得以窥见一个久已经中断的传统，一个残酷、血腥而又充满魅力的世界。
在最近十几年中，至少在历史学界和汉学界，对于中国武术世界的兴趣明显增加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著作出现了。而通过《卧虎藏龙》这样的电影，西方公众对于这方面的话题也开始具有了兴趣。一些历史研究者也在这些方面提出了有趣的理论：譬如，美国明尼苏达州保罗•卡利斯特学院教授威泽弗德（Jack Weatherford），在其影响力广泛的著作《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中提出，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征服世界是因为训练了一批擅长点穴术的武术家，因此在战争中无所不利；而英国前海军军官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1421：中国发现世界》中认为，郑和是失传的古代武术经典之一《葵花宝典》的作者，他和他的同僚凭借惊人的武术造诣征服了美洲的土著人。这些说法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争议，其正谬将在本书中得到讨论。
自笔者三年前发表《剑桥倚天屠龙史》以来，已经收到数百封读者来信，鼓励笔者写一部全面的武侠通史。但出于显而易见的困难，笔者一直没有动笔。在北京奥运会之后，遏制“黄祸”的呼声又再次响起。是否古老的武术世界的某一部分已经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下了呢？中国人是否可能会再度复兴他们的武术传统，去征服世界呢？这些荒诞不经的想法引发了许多想象力丰富的阴谋理论。在2001年，一支被称为“少林队”的足球队获得了中超联赛的冠军，但在第二年这支队伍就离奇解散和消失。一些西方作者声称，这些武术造诣不凡的队员被招纳进了秘密的特种部队，而为了麻痹西方人，中国政府刻意保留着他们不堪一击的国家足球队去饱受羞辱；而原定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的少林功夫被临时撤下，换上了看上去更温和的太极拳，更加重了人们的这一印象。一些作者甚至歪曲地援引本人的著作，声称中国运动员刘翔是得到了清代的失传武术“神行百变”才能够在雅典奥运会上摘取金牌，而后出于和古巴的秘密协定，将这一技术转让给古巴运动员罗伯斯，并安排刘翔退赛！还有一种说法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窃取了灵蛇岛一份水功修炼方法，并将其用于对游泳运动员菲尔普斯的训练上，为此菲尔普斯还学了两年中文。如果说在以前人们不承认中国武术世界的存在是一个极端，那么现在的这些说法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引起了西方公众不必要的恐慌。
笔者认为，哪怕即使仅仅为了澄清这些偏见起见，也有必要撰写一部武术世界的历史，介绍其渊源、历史和机制，况且近年来历史学的进展和新资料的发现，已经使得撰写这一部历史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必要。在本书中，不可避免仍会有许多空白和猜测，一些具体的细节也无法进一步加以探讨。笔者诚挚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历史学家们能够填补这些空白和纠正这些失误，以一部更为全面翔实的“剑桥金庸武侠史”来取代目前呈献给读者的这部或许过于“简明”的历史。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笔者要将诚挚的谢意献给以下几位：首先要感谢的是查良镛先生本人，在他于剑桥攻读历史博士期间，我曾经多次和他在波光粼粼的剑河（River Cam）边散步，探讨中国武侠史中的种种细节，没有他的热心帮助，或许这部书的完成是永远不可能的；其次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史密斯教授，作为英国武侠史学的开创者之一，是他亲自将我领进了武侠史研究的奇妙领域，并在我五年的博士生涯中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指点；我的另一位老师，已故的牛津大学约翰生教授，虽然和我在许多学术观点上都有矛盾，却通过他尖锐的批评促进了笔者的学术成熟，愿他在天国得到平安！我的学生和朋友新垣平先生在古代汉语和中国文化方面给了我许多有益的帮助，并且亲自将我的几部书翻成中文，对此我深表感激。最后要感谢的是我在香港的中国籍妻子宋珏女士，谢谢你多年来给我的爱与支持，这是我所不配享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