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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写的“中国游记”戳穿“康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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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yiyanyu 2008-1-11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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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zhangyiyanyu @ http://bbs.napol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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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多位西方人所写的“中国游记”所谓“康乾盛世”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1)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的《中国志》(Tractado emque se cōtam muito pol estéco as cous da China);

2)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

3)曾德昭是耶稣会士,1613年到达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

4)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关于中国的报道,以及《爱丁堡评论》的文章。

5)佩雷菲特所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克鲁斯的《中国志》1548年从欧洲来到果阿,开始了他的东方传教生涯。1556年他曾造访中国。关于中国的造船水平,克鲁斯着重介绍了中国船队的庞大规模,甚至比喻说,中国皇帝能够用船在中国与马六甲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并对中国船只的类型以及龙骨水车的应用做了说明。这有力的反驳了许多大肆宣扬明朝禁海对贸易的影响,而即便在禁海期间,中国的大航海时代也蓬勃发展,和清朝“禁海、毁船、禁船、迁界”完全扼杀航海是两个概念。

明朝的禁海于1567年解除了,可在此之前,私掠贸易船队规模不小,嘉靖年间的王直,徐海,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凤等人的舰队,是具有“商业―舰队” 复合体的特征的。克鲁斯于1556年访问中国时留下的记录充分的说明明朝海禁的力度远没有清朝“禁海、毁船、禁船、迁界”完全扼杀航海的程度,明朝的禁海只是针对海盗的戒备。
1585年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出版,并在16世纪末先后被译成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以及荷兰文等七种文字,共发行46 版。该书是16世纪有关中国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风俗、礼仪、宗教信仰以及政治、经济等概况最全面、最详尽的一部著述,也是《利玛窦中国札记》发表以前,在欧洲最有影响的一部专论中国的百科全书。

书中记录了中国复员辽阔,有15个省(南、北二直隶,13承宣布政使司),每省的大小都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道路系统完备,官道可容15匹马并行,如罗马大道,路边商铺林立,还有类似威尼斯的水城,北京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国住宅犹如庄园,长城雄伟,建筑水平高超,农业发达,盛产丝绸、天鹅绒,纺织水平精湛,1582年西班牙国王喜获中国床单,织法之巧妙令菲利浦二世惊叹不止。很多西班牙能工巧匠都来观赏、借鉴。瓷器很便宜,欧洲人原来以为瓷器是用粉碎的贝壳做的。最精致的瓷器是贡品,薄如玻璃。商业发达,而且同行的手工业作坊集中于一个街区。军队有步兵,也有骑兵,也有战舰,4天内可征集600 艘。门多萨还进一步阐述了中国造船的艌缝技术,由于填缝使用的添加剂十分合理,不但防水还可防虫,使中国船只使用寿命比欧洲长两倍。中国士兵在数量上多于欧洲,在器械上处于均势地位。中国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中国人富于文明和教养。门多萨特别提出,在中国人所有的发明中,最令葡萄牙人和其他西方人震惊的是中国人也有火炮,而且在欧洲人之前已经使用火炮了。

欧洲人一向以印刷术的应用而自豪,“然而中国人早在德国人谷腾堡(Joan Gutenbergo)发明印刷术500年前已经用印刷术印制图书了。”门多萨认为印刷术是经俄罗斯莫斯科大公国传入德国的。但他也不否认另一种可能性,即中国图书经海路(红海)传到欧洲,从而启发了谷腾堡。

欧洲人对明朝那个时期火炮技术认识极不相同,拉达认为中国火炮陈旧,制造粗糙。而另一位船长阿尔蒂埃达(Artieda)在致西班牙国王书中却写道: “……中国人使用着与我们同样的武器。他们的大炮十分精良,炮筒比我们铸造的更精致,更坚固。”关于明朝那个时期的火炮,我们可以用郑成功曾在泉洲发现一门明朝嘉靖年间(1521年—1567年)制造的“发熕”来作参考,其“重千斤,弹重二十四斤,远至四五里”,嘉靖年间正是《中华大帝国史》所描述的中国明朝时期,从“发熕”的射程和弹丸重量来看,绝不亚于同期的西方火炮。以1815年英国海军的24磅炮或32磅炮为例,射角4度时,射程为1350米,射角抬高到8度,射程为2250米。这种射程并不算远,1350米仅有2.7里,2250米也不过4.5里,“发熕”的“弹重二十四斤”,相当于26.45 磅,从威力上来看比24磅炮的弹丸厉害。虽然所谓“发熕”“远至四五里”的射程不见得是发射的“弹重二十四斤”的炮弹(古书记载习惯语言精炼,多取最大值,所以24斤是最大的弹丸,但“远至四五里”却并非一定是24斤弹丸的射程),但是这个水平已经很不错了,毕竟英国海军的24磅炮或32磅炮是1815 年的水平,对比明朝嘉靖年间(1521年—1567年)已经过了整整248年~!

在论及中国印刷术时,克鲁斯只提及中国已经有900年使用印刷的历史。而门多萨如前所述,则阐明了中国使用印刷术的来龙去脉,以及印刷术西传的路线。法国著名文学家蒙田(M.Montaigne)在其《散文集》中曾有几处论及中国。例如,在第三卷中写道:“我们惊呼为奇迹的火炮和印刷术,世界另一端的中国早在一千年之前就享用了。”

对英国伊丽莎白女皇政策颇有影响的外交家瓦特·雷利(Walter Raleigh)在其《世界史》(1614年)中论及中国时有两处使用了门多萨著作中独有的资料:其一,在谈到印刷术时,雷利写道,德国人谷腾堡有关印刷术的“发明”是受东方世界的启发,而且中国人早已使用这种技艺。其二,当他谈到东方人应当享有的荣誉时,他把率先使用火炮和大炮列在其中,并提到曾有葡萄牙人证实过这点。

曾德昭是耶稣会士,1613年到达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他在中国呆了22年之多,跨越了万历,天启,崇祯三个时代,基本已经属于明朝灭亡的前夜,但他所记载的中国绝不是清朝御用文人笔下,在明廷极端黑暗腐败的高压统治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极端痛苦的场景。相反,那时候的明朝依然是相当的富裕繁荣,在各方面都令人赞叹。如果把笔下的明朝末期的中国和1793年英国派遣到清朝的使者马嘎尔尼记载下满清统治的中国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明朝末期的中国居然远比那个所谓康乾盛世的中国富裕文明的多,各方面都优越的多。

“他们的住房因设计良好而便于住宿,整洁舒适”

“他们种植许多蔬菜,供百姓常年食用”“他们在各地,即使小村镇,都有充足的肉食,全年最常食用的是猪肉,牛肉去骨售卖,他们的鹿肉很少,也不怎么爱吃它”

“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处(引者注:这里指的是广州)运往各地,因为它是中国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且不说6个邻国的土著和异邦人运走的各种货物,仅葡萄牙运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每年约有5300箱各类丝绸,每箱装有100匹真丝,天鹅绒花缎和缎子、轻料如半花缎、彩色单层线段,还有 250块金子,及每块重12盎司的2200块金锭,此外的货物还有瓷盘,镀金器皿,糖,中国木,大黄,麝香,……即使长篇开列也不能尽举其名”
  
“(浙江)论富庶它超过许多其他省,可以称作中国商品潮流的最佳源头。它的特产是丝绸,无论生丝还是成品,也不管是茧还是原料,都运往各地。总之,中国输出的丝绸,都产自该省”

“南方九省的最后一省是南京,……是中国最好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的精华。……其西部地区最富庶,盛产棉纱,……仅在常州城(Xanuchi)城及附属广大地区,就有20万台织布机。……由于织布机小巧,一间屋子内常常安放许多台,差不多所有的妇女都从事这种行业”

“南京城……我认为它是全国最大最好的城市,优良的建筑,宽大的街道,风度优雅的百姓,以及丰富优良的种种物品。它有令人惊羡的游乐场所,境内人口众多,……各处能遇到拥挤的人群,街道难以通行。此外,无数的宫殿、庙宇、楼塔以及桥梁,使城市显得非常壮丽。”

“中国人天生好经商,不仅从一省到另一省做买卖,获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商店里有的东西,街上几乎都有售卖。……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时(葡人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点)”
  
“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16、17世纪时,中国与西方国家是各有所长,一方对另一方并没有形成一种优势。而18世纪,当欧洲已经走出“17世纪危机”的低谷,经济全面复苏,海外殖民扩张取得辉煌的“战绩”时,中国却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倒退。尽管在18世纪的欧洲一度掀起“中国热”,但同时对中国的批评已经开始。后来,在中国社会“停滞”论的一片喧嚣……

这是为什么呢?从时间段来看,其实是一目了然,在17世纪中叶的1636年,从中国返回欧洲的曾德昭记载的那个“相当的富裕繁荣,在各方面都令人赞叹”的明朝已经于1644年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号称初期“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朝。在这期间,外国人的记录有力的驳斥了这种虚假的“盛世”。经“康乾盛世”的“励精图治、文治武功”最终使中国落后贫穷到什么程度,引用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一句话一目了然:“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luo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诗人唐甄在山西做过知县,亲眼目睹了清朝统治之下的痛苦生活,他著有《潜书》,里面提到: “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他亲眼看到山西妇女多无裤可穿,而“吴中之民多鬻子女于北方”。可见所谓的“康雍乾”,其实都是被拔高的侏儒,在后金的统治下,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是相当痛苦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所谓“人们衣衫褴褛甚至luo体”这与唐甄的记载完全吻合,可见确实是实情。

《爱丁堡评论》文章提到,虽然“乾隆可汗”曾指示:“俟该贡使到时,必须整列队伍,以肃观瞻。”但马戛尔尼还发现清国的武装部队如同一群叫化子,不堪一击。马戛尔尼发现社会上普遍的贫穷和不安定——这跟陈弘历可汗希望他发现清国富庶的目的,恰恰相反,因为沿途他看见太多的乞丐和太多的破陋而荒芜了的建筑,以及大多数清国人过着低水准的生活。马戛尔尼认为,这个"半野蛮的"帝国"声誉扫地",清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 ",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且残酷"。

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此时距离郑和宝船出海已近400年(1405年-1433年),距离万历年间明军500艘舰艇歼灭日本海军 450艘战船于露梁海战195年,距离明朝水师五度击败荷兰海上马车夫确立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154年,中国航海已经衰落到被人看不起,并加以耻笑的地步了……

当时英国使团“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他们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尔尼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250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的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以上引自《停滞的帝国- -两个世界的撞击》佩雷菲特 著)

通过英国使臣的叙述,可见明帝国曾经作为海上军事和贸易强国的辉煌与荣耀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回顾一下明朝末期中国的航海水平:

1598年,明朝海军出动500艘战舰,开赴朝鲜露梁与日本交战,此战一举击沉日本战船450艘。此舰队无论从船只数量,兵力人数、火炮数量、船舶排水总量,火炮技术水平(后装填速射炮,弹丸不弱于1815年英国海军的24磅炮)、单艘船只的战力(吃水6.6米,可容300人,数十门后填装速射炮的一号福船),都超过1588年共有船舰130艘的西班牙“无敌舰队”。

与英国比较,1633年的明朝封舟和同时期1637年英国建造的当时西方最大的战舰“海上君王”号是相当的。

封舟长66米,宽19.8米,仓深16.5米,吃水4米,海面高度12.5米;
英舰长51米,宽14.7米、深23.17米,吃水6.8米,海面高度16.37米。

不仅如此,明朝后期的海战战术战法也极为先进,郑氏水师独步海疆的“五五制”战舰队形和指挥系统,即利用“五点梅花阵法”将对方“线形队列”分成几段,形成局部围攻以后,用轻巧的快船架设重炮进行艉射(Raking Fire),此战法比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Nelson touch)早出现了一百多年……即便是到了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的1793年,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Nelson touch)都还没有出现。

由此可见,清朝“盛世”期间对比明朝末期,其倒退程度简直是惊人的。


马戛尔尼通过对清朝“盛世”的访问,得出以下结论:

1)“清go-vern-ment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
2)“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
3)“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4)“一个专制帝国,几百年都没有什么进步,一个国家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状态。”
5)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

都被人家鄙视到了如此地步,乾隆居然还有脸皮说出这样的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这简直和曾德昭笔下的明朝时期是两个概念——“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可见,如今流传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国人“愚昧僵化、盲目自大、井蛙观天”的根源,并且也是导致国人对西方外来事物不屑一顾或者一律看成是奇技淫巧的根源,这样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是对中华文明的诋毁~!而真正闭关自守的是清朝无疑。

明朝的中国人眼界宏大,心胸开阔,能热情积极的引进吸收外国先进的事物,当我们回顾明朝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也曾有过科技革命的前奏,也曾有过大航海的时代,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排斥西学,明朝在航海、铸造、地理发现、天文研究、数学、物理学等等重要领域进行过可贵的探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惜在明朝灭亡以后的两百多年里,中华文明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倒退,近代百年的国耻让人十分痛心,甚至有人认为是中华文明本身出了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误解是不对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从来都不排斥科技与进步思想,这种误解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掩盖历史事实而编造的谎言,这是十分可耻可恨的~!

zhangyiyanyu 2008-1-11 22:10

补充:网上摘的,但是有些字是乱码,看不到,很可惜
马戛尔尼回程"纪事"  

  在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强调:"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

东方与西方在这问题上是不同的。"在欧洲,不论是波旁王朝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无关紧要;君王完全与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无关。"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8个或10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
      
  鞑靼人说笑话总以汉人为靶子。"我不可能不注意到:只要有人拿汉人说笑话,那些年轻的鞑靼王子就会兴高采烈。在取笑女人裹脚时,他们拍手叫好;但听到把鞑靼妇女的木底鞋比作汉人的帆船时,他们就恼火。"赫脱南发现"地位最低的鞑靼人,在服从汉族官员时也会表现得十分勉强"。
      
 巴罗记下了别人对他说的一段心里话:"圆明园内年轻的王子们谈到汉人时总报以一种极大的蔑视。一位王子见我想学汉文,就竭力使我相信鞑靼语比这要高尚得多。他不仅答应给我识字课本和书籍,而且还要亲自教我。"

  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那榭觥6谔嘤趾敛焕獾厝呛喝恕U舛嘤邢笳饕庖逖剑∪明谗叭朔敝常煤喝司帧U饩途员Vち嗣挥腥魏尾淮康幕煸印!     ?nbsp;
      
鞑靼皇帝

  在热河,鞑靼皇帝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在中国。满清是靠互相支持的两大系统来控制帝国的:一是司武的鞑靼世袭贵族,二是通过科举考试录用的汉族文职官员。我们这批英国人在鞑靼中心逗留时,对这种延续了3个世纪的奇特现象比别的游客更印象深刻。
      
  马戛尔尼接见过一个名叫博达望(音译)的年轻鞑靼贵族,帽子上饰有红顶子和双眼花翎,他自豪地谈到了本朝的来历。按他的说法,皇上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直系后代,蒙元征服了中国,并统治了一个多世纪,后来被明朝推翻。同马戛尔尼一起被宴请的鞑靼亲王都是各部落首领,他们都能招兵,称之为"旗 "。
      
  满洲贵族打仗是爱用弓。马戛尔尼写道:"当我告诉他们,欧洲人已放弃了弓而只用枪打仗时,他们显得十分吃惊。乾隆爱用的武器也是弓。"在奔驰的马上射箭,比下地放枪更加令人激动。高贵的武器打高贵的猎物。猎人与猎物的运气是相等的。
      
  在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强调了鞑靼这一方面:"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

  明末的反清并不是民族斗争,不是什么捍卫明朝一姓私利的斗争,而是文明与野蛮的斗争,进步与落后,是关系到中国后来几百年命运的一场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那些坚定反抗满清侵略,为此流尽最后一滴鲜血的英雄,他们的每个人的名字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在心,他们不仅是中国的英雄,同样也是世界的英雄,他们捍卫的不仅是中国的利益,同样也是整个世界文明进步的利益,他们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如果因此相信满请的谎言来污蔑他们,那只能说是丧尽天良的行为  
  
  在马戛尔尼们眼中,什么盛世,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马戛尔尼在出使日记中说: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  
  
  中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恐惧之中"。中国社会关系建立在一种愚蠢的形式主义基础上,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残酷"。
  
  这些,在《停滞的帝国》一书中说得很详细。马戛尔尼们戳穿了满清的盛世神话,在天朝皇帝和文人们的盛世颂歌震天响的时候,认为满清是衰败之世,没落之世,毫不留情地指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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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马戛尔尼所记的见闻最重要的不是告诉我们西方人是如何看清朝的,而是告诉我们,我们一直忽略的一个真相——满人是如何看汉人的
可以说这个真相一直隐藏在了康熙的“满汉一家”政策之下,整个清朝都在鼓吹满汉同仁,如果不是他们心虚,如果他们真的能做到一体同仁又怎么用得着这么费劲的吹嘘呢
满人自始至终都没有把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意识,一个小小的西方使者就能清晰的看出这种民族的隔阂
难怪有人说清朝其实是在中国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外国或外族殖民政权,此时中国处于亡国时期,清朝史是中国的殖民史。(我知道有些会很不利于“和谐”,如果斑竹觉得有必要可以进行处理)

[ 本帖最后由 zhangyiyanyu 于 2008-1-11 22:14 编辑 ]

iron duke 2008-1-11 22:39

引用:
原帖由 zhangyiyanyu 于 2008-1-11 21:57 发表
1598年,明朝海军出动500艘战舰,开赴朝鲜露梁与日本交战,此战一举击沉日本战船450艘。此舰队无论从船只数量,兵力人数、火炮数量、船舶排水总量,火炮技术水平(后装填速射炮,弹丸不弱于1815年英国海军的24磅炮)、单艘船只的战力(吃水6.6米,可容300人,数十门后填装速射炮的一号福船),都超过1588年共有船舰130艘的西班牙“无敌舰队”。
后装填速射炮??

iron duke 2008-1-11 22:42

引用:
原帖由 zhangyiyanyu 于 2008-1-11 21:57 发表
不仅如此,明朝后期的海战战术战法也极为先进,郑氏水师独步海疆的“五五制”战舰队形和指挥系统,即利用“五点梅花阵法”将对方“线形队列”分成几段,形成局部围攻以后,用轻巧的快船架设重炮进行艉射(Raking Fire),此战法比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Nelsontouch)早出现了一百多年……即便是到了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的1793年,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Nelsontouch)都还没有出现。
轻巧的快船架设重炮进行艉射,跟纳尔逊的战法两回事。人家是主力舰插到敌前舷射。

zhangyiyanyu 2008-1-11 22:46

引用:
原帖由 iron duke 于 2008-1-11 22:39 发表

后装填速射炮??
我也觉得不可能,估计是作者夸张的结果

zhangyiyanyu 2008-1-11 23:01

引用:
原帖由 iron duke 于 2008-1-11 22:42 发表

轻巧的快船架设重炮进行艉射,跟纳尔逊的战法两回事。人家是主力舰插到敌前舷射。
以下是明朝的海战史
第一次,荷兰人乘明朝防守倭寇的汛兵撤回大陆占据澎湖,并一面写信威胁地方官,声称如果不同意贸易,即派军舰沿福建沿海进攻。结果,他们的这种做法引来的是明朝的50艘海军战舰。舰队指挥官名叫沈有容,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名将,不仅有驰骋塞外破蒙古铁骑的战功,还有剿灭倭寇的战绩。沈有容向荷兰人通报了明朝的商业政策并要求荷兰人立即离开中国领土:“中国甚惯杀贼,尔等既说为商,故尔代客,尔何言战斗?想是原怀作反之意,尔来睹天朝兵威耶!汝等不曾听过?我破倭海上,海水尽赤,吾不忍汝等步倭之后尘。”当荷兰人发现自己的2艘战舰已经被50艘明朝的战船团团包围,对方的指挥官又是一位底气十足的将领时,他们明智地选择了撤退。欧洲海上霸王同明朝的首次武装较量就这样以不流血的方式结束了,此次事件为澎湖留下了一块称为“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朗等碑”,这 块石碑到2004年刚好四百岁,是公认的“全台第一古碑”。

第二次,荷兰人又乘汛兵回大陆之季再占澎湖并修筑要塞风柜城,和英国一起出动15艘战舰,1200名士兵,要求明朝:“非经荷兰人允许,中国船只不得随地到各处贸易”,结果招来的是一万名明军士兵和200条战船。明军水师在澎湖港内遍设火船,攻击荷兰战舰;陆军在马公妈祖庙内架炮隔海轰击风柜城,并以无数长宽五尺下铺圆木的巨型堡篮填碎石排列为阵,白天做为掩体休息或发炮,晚上则推着它们前进。荷军火炮对此无能为力。荷兰人号称纵横七海,但他们从未遇到过如此猛烈的攻击,被迫在明军监视下拆除经营两年的澎湖要塞,明军再次收复澎湖。
第三次,1627年,第二任荷兰台湾总督迪&S226;韦特(Gerand de with)曾发兵攻击在福建铜山的郑芝龙,企图削弱其势力,但结果却差点全军覆没,当其到达铜山后,立刻遭受火船猛烈攻击,只好率领维蕾德号、伊拉斯莫斯号,不发一炮,逃往爪哇,临走前命令其他快艇和帆船一起撤退,他亲率的战船逃跑成功了,但跟随的那些战船却无一生还。
第四次,1633年7月7日,新任荷兰台湾长官普特曼斯率领以密德堡号为旗舰的十三艘荷兰战舰,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明朝管辖的南澳发起了进攻,此役荷兰人一举烧毁和击沉了中国方面的15艘舰船(郑军10,明廷5),并登岸“大掠”。崇祯皇帝严令惩荷,郑芝龙也发出私人悬赏。在明朝方积极备战时,荷兰人也不敢怠慢,他们招来了郑芝龙的对头大海盗刘香为增援。刘香带来了战船50余只。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双方重兵集团互相搜索,互寻战机。直到1633年10月22日,最终爆发了料罗湾大战。明军主力150艘战船悄悄开到了金门岛南部的料罗湾口,在那里,正停泊着荷兰-刘香联合舰队的全部主力。随着一声令下,明朝舰队在大船火炮掩护下,百条火船蜂拥而上搭钩点火。(欧洲人使用火船最多只几条,即使在欧洲算是使用火船一流行家的荷兰人也从来没有遭遇过这种火船铺天盖地蜂拥而上的场面)在这种情况下的战斗,结果不会有什么悬念,一阵喧嚣过后,参战的全部九艘荷兰大型战舰中,两艘刚一开战即被火船搭住焚毁,另外两艘则在炮战中被硬碰硬的击沉,此外又被俘一艘,其余几艘全部在受重伤后逃走。荷兰舰只尚且如此,何况刘香的海盗船,参战的刘香战船五十艘,全军覆没在了料罗湾。
第五次,1639年,不服气的荷兰人又派朗必即里哥率大型战舰九艘骚扰中国沿海,多次击败中国水师的小型船队,但最终又被郑芝龙遣人携带盛满火药的竹筒泅水攻击,一连焚毁五艘,朗必即里哥大败而回。直到此时,荷兰人才最终认输,彼此在海上不敢与明军对垒二十余年,也再不敢提垄断中国对外贸易,并购买明朝郑氏家族令旗以求不被劫掠。
其实,若荷兰人只不过是海盗而已,后期与其交手的从官军已经降格为郑氏集团的私人武装,明朝海军舰队真正经历过的大战是和日本海军的露梁海战。这次战役中日朝三方参战船达到1300艘(其中明朝500艘,朝鲜300艘,日本500艘),此战结果明朝水军大胜,击沉日舰450艘,歼灭日军1万余人,明朝联军伤亡3500余人,给予侵朝日军以歼灭性重大打击,此后日本长期无法恢复建立如此庞大的舰队。若荷兰人在被“沈有容谕退”(1604年)以前能有幸见仅相隔数年(1598年露梁海战)的如此世面,或看到过更厉害,更久远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庞大舰队,恐怕绝对不敢贸然和明朝水军正面冲突。
露梁海战时期明朝舰队的福船已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之一,吃水约3.5米,排水量在数百吨(有一号、二号之分)规模,每门福船配备:包括大发虎蹲炮1门,大佛郎机6门,碗口铳3门,喷筒60具,鸟铳10支,烟罐100个,火箭300支,火砖100块,震天雷20个,灰罐100个;粗火药400斤,鸟铳火药100斤,弩药1瓶,大小铅子300斤,火绳60条;药弩10张,钩镰10把,砍刀10把,过船钉枪20支,标枪100支,铁蒺藜1000个,宁波弓5张,铁箭300支,弩箭500支,藤牌24面,篾盔、钉枪、腰刀每人一副。可以说福船的战斗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而日军只能靠“大筒”和鸟铳来还击,日本当时制造鸟铳的工艺还是较为精良,有效射程可以达到30至50米,虽然这种武器对明军福船和朝军龟船不起什么作用,但是在距离合适及光线足够的情况下,日军的火力仅能比较准确地用鸟铳射击对方船上人员,说白了,倭寇就是倭寇,只知道射人不毁船,完全是海盗思维,难怪被朝鲜的李瞬臣用龟船就能打个七零八落,遇上更坚船利炮明朝舰队更是死得惨不忍睹,因为就连李瞬臣的龟船若和明朝舰队的福船对抗,福船不用炮轰,迎头撞上去也能把它撞个支离破碎,因为福船吃水深,又有坚强的冲击装置,乘风下压能犁沉敌船,多用船力取胜。
其实不管明朝时中国的海军多么强大,跟西方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明朝虽然曾多次跟西方交战,但是西方是在远离本土之外的海域和明朝交战,而且明朝不仅占据地理还有数量的优势,在武器上,明朝也是大量仿造和购买西方的,所以很明显就看出来中国海军与西方的差距
不论是在武器还是在战术上,中国都差很多,这种差距是因为中国对海防的不重视引起的,也可以说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在海上遇到强敌的原因,所以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海洋大国,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未来。。。。


[ 本帖最后由 zhangyiyanyu 于 2008-1-11 23:07 编辑 ]

朔风 2008-1-11 23:07

1,后填装炮不知道哪来的,还速射。。。
2,所谓的海战绝学完全无视了风帆时期海战最大的要素:风向。因为海战有占上风和背风等说,占上风的易于施展运动,背风的难以施展。因此,西方海战一般都是舰队列为单队,旗舰带头,或是多舰队列为前卫,中阵,后卫,但仍是单队。如果风向顺的话,单队可依据舰队司令的命令灵活移动,占据海战优势。如果风向不顺利,单队也可按照领头的战舰行动来抢风位。
舰队分成几段,是利于混战而不利于整体操控。因此所谓的在接敌前就分5段把敌人冲破的做法是不对的。如果敌人占有风向优势,以侧舷齐射,5条横队定然被各个击破。

纳尔逊在特拉法加占据上风,且只分出一个分舰队而已。他这样做有个原因是英国海军善于近距离炮击,一次齐射的威力很大,也就是利于混战。按文章所讲,如果明朝战船装备远炮,我就想不明白为何偏要分成几段冲过去与敌人近战。风向一变,就是被各个击破的份了。

iron duke 2008-1-11 23:10

引用:
原帖由 zhangyiyanyu 于 2008-1-11 23:01 发表

露梁海战时期明朝舰队的福船已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之一,吃水约3.5米,排水量在数百吨(有一号、二号之分)规模,每门福船配备:包括大发虎蹲炮1门,大佛郎机6门
这个数百是几百呢?“玛丽.罗斯”号1536年后是700吨。

zhangyiyanyu 2008-1-11 23:16

晕,在专家这里果然是漏洞百出啊
看样子,西方的海军比想象的还要强大:yct40:

zhangyiyanyu 2008-1-11 23:21

引用:
原帖由 朔风 于 2008-1-11 23:07 发表
1,后填装炮不知道哪来的,还速射。。。
2,所谓的海战绝学完全无视了风帆时期海战最大的要素:风向。因为海战有占上风和背风等说,占上风的易于施展运动,背风的难以施展。因此,西方海战一般都是舰队列为单队,旗 ...
由于大明文官对郑和舰队资料的焚毁,中国古代最强大海军的很多资料都是残缺不全的,实在是太可惜了,让我们不能一睹中国古代远洋海军的全貌

朔风 2008-1-11 23:40

郑和舰队是没话说的,明朝航海技术应该很高。不过对于海战武器方面我是不太了解,还是很有兴趣的。

我对我国古代海战(或水战)战船的认识只局限于宋,隋时期武经的一些插画上,那时大型战船的主要武器还是弓箭与投石机。

露梁海战倒是值得关注下,这么大规模的海战在西方风帆时代就较少见了。

朔风 2008-1-11 23:43

引用:
击沉日舰450艘,歼灭日军1万余人
如果这个记载属实,那么日本的船可能都是小船,平均每船沉没死22人。

zhangyiyanyu 2008-1-11 23:50

引用:
原帖由 朔风 于 2008-1-11 23:40 发表
郑和舰队是没话说的,明朝航海技术应该很高。不过对于海战武器方面我是不太了解,还是很有兴趣的。

我对我国古代海战(或水战)战船的认识只局限于宋,隋时期武经的一些插画上,那时大型战船的主要武器还是弓箭与 ...
朔风兄说的对,我也认为明朝的航海技术还行,但是海战战术就不行了
没有一个好的对手,就不可能在实战中得到成长,在加上整个国家对海战的不重视,可以想象明朝的海战战术肯定不会很强
至于露梁海战确实值得关注,但是历史资料残缺不全,各方记载的真实度也很值得怀疑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海军应该已经开始大量使用火器,但是我觉得不论是明朝的火器还是日本的其威力都不大,所以当时的海战应该还是以肉搏战为主吧

zhangyiyanyu 2008-1-11 23:52

这里还有一些资料,大家共享之
在比万历更早的嘉靖年间,明军的战船就一半以上的战斗人员都使用火器,而到了万历年间,比例达到了70%。战法则是,80步之内用鸟铳,60步之内用火箭,40步之内用飞天喷筒,20步之内开始用冷兵器标枪等,靠近则用火药桶、火砖以及其它冷兵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百步之内以火器为主多层次杀伤敌人的武器配备系统。这种战法使敌船甲板上站不了人,帆篷被烧,完全失去战斗力,束手就擒。所以当时倭寇虽然横行,但是在海战方面却不是明军对手。为了更好的发挥明军的火器优势,明朝还学习了葡萄牙等国的“蜈蚣船”,专门为了安置中型或者是大型的佛朗机,所以说在当时的世界上明朝的水上作战力量是数一数二的,可惜的是明朝一直保持以防御为主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导致了万历年间比隆庆年间的战船在总数量增加了73.2%的情况下,大型战舰反而减少了40%,海上的防御越来越靠近内陆。以至于在援朝战争期间,津京地区调浙的战船只有中小船只,大型战船只有现造。相比当年郑和七下西洋的时候主力为宝船和福船是差了许多。根据记载郑和所用的旗舰宝船是“二千料海船”,“料”是一种容积单位,参照明代史料记载的宁波府400和500料战船的尺度,“二千料海船”应该长61.2米,宽13.8米,排水量1000余吨。明代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舟车”中记载当时造船“凡舟身将十丈者,立桅必两。”因此“二千料海船”应为6桅木帆船。而在此之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金秋鹏先生偶然发现了一幅刻于明永乐十八年的《天妃经》卷首插图,在图中就赫然画着5艘劈波斩浪的6桅木帆船。

iron duke 2008-1-12 00:02

如果按“露梁海战时期明朝舰队的福船已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之一,吃水约3.5米,排水量在数百吨(有一号、二号之分)规模,每门福船配备:包括大发虎蹲炮1门,大佛郎机6门,碗口铳3门..."
这个比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那次的火力低不少。英西大型战舰配30~40门炮的不少,最多过了50门。

[ 本帖最后由 iron duke 于 2008-1-12 00:03 编辑 ]

zhangyiyanyu 2008-1-12 00:10

这篇文章对明朝海战的战术有所叙述
明朝中后期中西海战略述
明朝中后期中西海战略述
  我们先从中西方的第一次海上遭遇说起吧。虽说16世纪初大航海时代刚刚拉开帷幕,但欧洲海上列强着坚船利炮已打到中国门口了。此刻正是有名的荒唐君主明武宗四处游玩的时代,明朝还是处在生命的中期,但已开始显露出暮态。
屯门和西草湾之战
明朝第一次接触西方船只,是在正德九年(1504)最先抵达广东屯门岛的葡萄牙人的商船。当时的欧洲商船都备有大炮,亦商亦军。葡人到中国南方沿海后,一方面力图占据广东沿海屯门一带为据点,做为推行商业贸易和殖民活动的根据地;             另一方面,又派使节入北京,要示与明朝建立关系,从政治、经济上打开中国的大门。正德十二年,葡驻满刺加总督派安特拉德与特使托梅?;皮雷斯等人率船队驶抵广州,“放铳声如雷”,震惊全广州。因当时外国朝贡入明港口均无鸣炮行为,且葡萄牙又不属明朝规定的朝贡国家,地方官员拒绝葡人登岸。
葡人最终靠中国翻译火者亚三勾结上了正德皇帝⑥,得以滞留广东沿海,实际上一开始葡人船队用蕃货贿赂了当地官员,又和当地富商贸易,双方的关系还算可以;1518年载皮雷斯来华的船队司令啡瑙& #8226;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芒?;安德拉德(Simon Perez de Andrade)接替了司令职位,西芒与中国官员来往时,粗暴无礼,缺乏策略,不像他兄长那样谦恭有礼;他的妄为由于他在中国沿海的违法抢劫和海盗行为而登峰造极。西芒的斑斑劣迹不但恶化了葡萄牙与广东官员的关系,更加速了葡萄牙使团使命的失败。葡人由此显示出海盗与殖民者的本色,盖房建栅,配以火药枪炮,俨然成一堡垒,又掠夺往来商船,甚至掠夺当地儿童贩卖到海外为奴。如《名山藏》记载葡人“盘留不去,劫夺行旅,掠食小儿,广人苦之”。嘉靖初年的给事中王希文在上疏中也称:“正德间,佛郎机匿名混进,突至省城,擅违则例,不服抽分,烹食婴儿,掳掠男妇,设棚自固,火铳横行,犬羊之势莫当,虎狼之心叵测”。“烹食婴儿”之说纯属荒诞不经谣言,“掳掠男妇”则确实有之。
因此明朝官员都要求驱逐葡人,但因为火者亚三有正德皇帝宠幸,葡萄牙使者有了明武宗为后台,所以正德年间葡人仍在
门立足脚跟。
武宗死后,火者亚三被处死,比莱斯也被押到广州关押。随即明军准备进攻屯门驱逐葡人。
关于屯门之战,很多史料都提到明军从出兵到胜利花了近一年时间,比如《东莞县志》:“是役也,于正德辛已(1521年)出师,嘉靖壬午(1522年)凯还”。此战明军指挥者为广东提刑按察司、海道副使汪鋐,他能调动的兵力为广东沿海卫所的部队,总计有数万人。
而葡萄牙人的兵力,《澳门史》和葡人回忆录等资料曾记载:“但是一五一八年,他的兄弟西门?;特?;安剌德(Simon de Andrade)率大船一艘和小船三只到达圣约翰岛”,而在这之前,西芒的哥哥在“1518年9月末,费尔南多?;伯列士& #8226;德?;安德拉吉再率全队启航,满载荣誉和财货进入马六甲港”---所以我们知道了葡萄牙人在屯门的兵力最多不过700- 800人。
中西第一次武装冲突的过程有多种说法,综合《广东通志》、《东莞县志》、《明史》以及外国史料的论述,可以看到这场理应明朝大军轻而易举胜利的战役并不顺利。《广东通志》记载:“檄海道副使汪鋐帅兵往逐,其舶人辄鼓众逆战,数发铳击败官军。寻有献计者,请乘其骄,募善水人潜凿其底,遂沉溺,有奋出者悉擒斩之,余皆遁去,遗其铳械”。该文指明了在交战初期汪鋐遇到了败仗,还提出冲突后期派人潜水凿沉敌船,然后力战退敌。更重要的是记载了官军获得佛郎机铳的方式--即由敌方遗弃的。《东西洋考》因而将冲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官军力战不能退敌,第二阶段派人潜水凿沉敌船,打败了佛郎机。瑞典人龙思泰《早期澳门史》中说:“一队中国士兵围攻这座堡垒。如果不是一次对他极为有利的风暴非常及时地刮起,西芒将会死于饥饿。他利用这个时机,带着三艘船逃跑了(1521年)”。

  概括中外多种说法,我们知道汪鋐率领明军击溃葡萄牙人,是经过多个回合反复战斗得来的。一开始汪鋐并不知道西洋火器的威力,葡萄牙人凭借手中武器据险而战,使明军在交战初期战败。之后汪鋐在劣势装备条件下,依靠兵力雄厚和本土作战优势改速决战为持久战,长期围困将近一年以待敌疲。之后,明军利用台风或暴风雨的恶劣天气,在火铳威力不易发挥之际,全线出击打败了对手。毫无疑问这是一次代价大而收获少的胜利,西门的四只船有三只逃出了包围。明军应该仅仅是占领了空荡荡的屯门岛而已。当时的人已经认为:‘不数年间,遂启佛朗机之衅。副使汪鋐尽力剿捕,仅能胜之‘。屯门之战使明朝认识到蜈蚣船和佛郎机铳的威力,在引进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同时也为紧接着的西草湾之战取得胜利积累了战争经验。

  《殊域周咨录》在叙述此战时说:

  ‘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朗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及铸制火药之法。鋐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赍,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鋐举兵驱逐,亦用此铳取捷,夺获伊铳大小三十余管。 ” 佛朗机炮就此传入中国,还有葡萄牙人的“蜈蚣舟”也为明军仿制了,因为佛朗机炮重火力猛,只能在葡萄牙人的“蜈蚣舟”上用,《明史》记载在嘉靖三年,“兵部议,佛郎机铳非蜈蚣船不能驾,宜并行广东取匠,于南京造之‘。到了嘉靖八年,‘始从右都御史汪鋐言,造佛郎机炮,谓之大将军,发诸边镇”。但是明朝并未因此注重海防,按《武备志》记载:“其法流入中国,中国因用之,以驭夷狄。诸凡火攻之具,炮、箭、枪、毯无以加诸其成造也。嘉靖之四年其裁革也。嘉靖之十三年,数年之间未及一试,而莫知其功用之大者……”这种西式船只并未在中国推广,不久就消失了。

  嘉靖二年(1523年)的西草湾之战,对明军来说取胜得比较顺利,《明史》中不但写明了战争经过,而且还有战果⑦。寇犯新会西草湾的是葡萄牙人麦罗?;哥丁霍(Mello Coutinho)率领下援助屯门的武装船队,中国人称其为别都卢,隶属于葡萄牙驻印度总督。在寇犯中国前已经‘恃其巨铳利兵,劫掠满剌加诸国,横行海外,至率其属疏世利等千余人,驾舟五艘,破巴西国,遂寇新会县西草湾‘。在他到达满剌加的时候,获悉屯门船队与中国关系恶化,但仍打算冒险前行。哥丁霍的性格不像西芒那样暴躁,他劝告‘部下力避冲突行为,于入港投锚后,急上岸求见广东地方长官,请求许其和平贸易。广东地方长官置之不理,不得已,由屯门港退出,然已遭中国舰队之追击‘。(《早期澳门史》)

  这是因为广东当局在经历了屯门之战后,已经下令“不准中国人与葡萄牙人接触。反而发布命令,要中国战船一旦遇上悬挂葡萄牙旗帜的船只,就将其击毁”。由于明朝水师求战的坚定与急切,同时哥丁霍在是否开战上犹豫不决,西草湾之战一开始明军就以突袭占了上风,经过反复较量,葡萄牙不得不接受失败。

  此后葡萄牙人仍然视中国官府如无物,继续在中国沿海亦商亦盗。明朝政府死守海禁政策,弄得沿海地区海盗横行,“倭寇”越闹越大。葡萄牙人开始和中国海盗们作生意,在中国沿海各个岛屿建设基地,此后又和明朝军队有双屿之战等冲突发生,最终在澳门落脚。实际上双屿也好走马溪之战⑧也好,和明军战斗的主力都是中国海盗武装,走马溪之战俘虏的“海盗”96人中葡萄牙人仅10余个而已,其余全是中国人。

  总的来说,葡萄牙人在火器和舰船上的优势地位使他们在中国沿海能不被明军赶走,但因为葡国是小国,战线太长,人力物力不足限制了他们继续扩张;而明朝政府学习了制炮技术,但没有向西方学习造船技术,也没有设法改善自己的战船制造技术。其实,这时的佛郎机铳在欧洲已不算先进,而中国自制火器虽然落后,但在单纯的军事装备上,葡人算不上有很大优势,他们依仗的“船坚炮利”与明军相比,还不具有鸦片战争时的英国那样的绝对优势。当时主张用武力将葡人逐出澳门的俞大猷曾对双方装备优劣有过分析。俞大猷说“此伙所用兵器 ,唯一软剑 ,水战不足以敌我兵力之力 ,陆战则长枪可以制之无疑”。葡人所仗“惟鸟铳颇精,大铳颇雄”,俞大猷又提出“一战贼大船 ,必用火攻”“一贼所恃者 ,龙头划然 ,贼不过一二十只 ,我兵用则七八十只 ,以多制寡,何患不取胜。”俞大猷绝非浪言 ,他还主动向两广总督吴桂芳请缨 ,决心“大做一场 ,以造广人之福”(俞大猷《正气堂集》,卷 15《论商夷不得恃功恣横疏》)。也就是说,以明朝雄厚的人力物力优势,以及加上传统的战略战术计谋,还是可以弥补和葡人军事技术上之差距的。
 可惜的是随后大航海时代高潮来临,西方海上列强的舰船大炮技术迅猛发展,明朝又一次错过了潮流,再要赶上亦是十分困难。
2.荷兰人的到来:澎湖之战
16世纪90年代,英国和荷兰舰队进入了印度洋,开始向葡萄牙人的贸易控制权提出挑战,此时的葡萄牙、西班牙渐渐衰落,新兴的荷兰人接管了远东水域的“真空”。1602年荷兰建立东印度公司,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出14艘战舰,其中9艘超过了400吨,而1603年派出的舰队中,有900吨的 “多德雷切特号”(Dorclreeht) ,装备了6门24磅炮和18门9磅炮,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侵占巴达维亚(印尼雅加达)以此为基地,作为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西方列强争夺东方殖民地的大本营.
 明朝史料最早记录荷兰人活动的是王临享撰写的《粤剑编》,他在书中记载:“辛丑(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九月间,有二夷舟至香山澳(澳门),通事者亦不知何国人,人呼之为红毛鬼…香山澳夷虑其以互市争澳,以兵逐之。其舟移入大洋后为飓风飘去,不知所适。”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对荷兰人的闯入视为对他们与中国贸易权的严重挑战,他们击退荷兰舰队且毫不留情处死了所有俘虏,当时的澳门总督就因擅杀罪受审查,他向葡萄牙当局申辩说:“如果我们不阻挠,荷人就会在中国得到一个贸易港,荷兰商船会把中国货物装满到桅杆上。”
荷兰人正是为了贸易而来的。此刻的明朝政府在首次接触西方文明100年后,仍死守着海禁政策不放,闭关锁国。中国沿海仍是海盗的世界,所谓的“倭寇”不多了,货真价实的中国海盗仍是明朝沿海当局的心腹大患。明朝廷曾多次借用澳门葡萄牙人来清剿中国海盗,因此葡人在明朝支持下得以守住了澳门这个弹丸之地。
1604 年(万历三十二年)七月,由韦麻郎率领的两艘巨舰及二中舟先后抵达澎湖,其时因汛防结束,汛兵亦已撤走,于是荷兰人如入无人之境,在这里“伐木筑舍,为久居计。”(《明史.和兰传》)。荷兰人和明朝官员谈判互市事宜,被明朝政府断然拒绝。从1604年8月7日抵达澎湖至12月5日离开,荷兰人在澎湖逗留了四个月,最终没有与中国签定贸易协议,也没有能在中国设立商站。荷兰人不得不离开,因为他们已看见50艘中国船在眼前出现。
这次澎湖之行无疑是失败的,但却增加了荷兰人对中国的认识;那就是若要与中国进行贸易或在中国沿岸设立商站,非通过武力不可能有所成就。当时,荷兰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东南亚,他们要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甚至与当地的土著民族战斗,才能垄断在香料群岛的贸易权,而直接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还要再等20年才正式展开。
1622年(天启二年)4月10日,荷兰舰队司令雷也山率领八艘战舰离开巴达维亚,向中国沿海进发。其中一艘战舰的船长邦特库(W. Y. Bontekoe)写了著名的《东印度航海记》,曾描述了中荷此次交涉的情况。
当荷兰舰队在6月22日航抵澳门时已集结了十五艘战舰,包括大船和单桅帆船,其中两艘是英国船。荷军攻击澳门失利,撤回船上时已丧失了130人。雷也山并没有在澳门水域逗留,舰队继续北上,他们的目的地是福建外海的澎湖。
 7月份荷兰人到了澎湖,开始经营他们的贸易基地。福建明朝当局不允许贸易,雷也山在10月中旬便派出8艘舰队进攻厦门,烧毁击沉中国战船及商船七八十艘,荷兰人仅只有十几人伤亡。明人在厦门之战体会到荷兰战舰高大坚厚的实力,荷兰战船“前后左右俱装巨炮,一发十里,当之无不立碎”的威力。(沈国元《两朝从信录》)
明朝福建官方对于荷兰人所挟持以俱来的“巨舰大炮”毫无抵御之方,只有想法子以“互市”为饵,诱以退出澎湖,移舟远去,以便以“扬帆归国”奏报朝廷,了结此事。这时新任福建巡抚南居益到任,朝廷明令福建当局把“红毛 ”赶出澎湖,因此南居益苦思破敌之策。此时荷兰人的战舰封锁了漳州海口,南居益亲身体验了荷兰的“巨舰大炮”,他在一篇名为〈谨陈闽事始末疏〉中说: “……见大海澎湃中,万难接济战。夷舟坚统大,能毒人于十里外,我舟当之无不糜碎。即有水犀十万,技无所施。”明军实在无法正面与荷兰舰队对抗。
终于南居益想到了用“计谋”。
1623年11月1日,《东印度航海记》记载这天有厦门的中国商人代表薜伯泉(Cipzuan)到来向荷兰提议;福建商人愿为荷兰人和明朝官府斡旋谈判做牵线人。在商人们的努力下,荷兰人同意让司令弗朗斯率领两艘单桅帆船前往厦门谈判。11月15日荷兰人代表抵达厦门,由于相方信任不足,谈判在荷船上进行,在达成初步协议后,明朝的三名官员上船作为人质,邀请荷兰人派出几位船长上岸会见都督见证签署协议。荷兰人经过会议后决定由弗朗斯司令率领一名船长一名商务长执行这项任务,陪同上岸的约有30人。荷兰三名代表前往府会见,其它荷兰人在岸上接受厦门官员的招待。
据邦特库的记载,在宴会中厦门官员使尽了灌醉下毒等诸多手段,荷兰代表团随即被囚禁,在11月18日凌晨四时,两艘荷兰单桅帆船便遭受到50艘火船的袭击,其中一艘被烧毁。邦特库在《东印度航海记》中因此指责中国人作了一件伤天害理的坏事,时间一到,天将惩之云云。
这只是明军和荷兰人一系列冲突的开始,以澎湖之战最为出名。烧毁荷兰船只后,福建明军开始集结,天启四年正月初二日(1624年2月20日)正式誓师出战,巡抚南居益亲自浮海至金门,下令渡海出击澎湖。《明熹宗实录》记载:“天启四年正月初二日,繇吉贝突入镇海港,且击且筑,垒一石城为营。屡出奋攻,各有斩获,夷退守风柜一城。”
应该是攻击行动很不顺利,随后在这个月内明军再次派兵澎湖增援,“是月,南院发二次策应舟师,委加衔都司顾思忠等统领至彭湖镇海会齐,嗣是攻打无虚,而夷犹然不去。”
到了5月份,澎湖仍未攻下来,荷兰人仍在坚守。明军不得不派出第二次增援部队,《明熹宗实录》记载:“南军门虑师老财匮,于四月内又行巡海二道,亲历海上,会同漳泉二道,督发第三次接应舟师。委海道孙国祯,督同水标刘游击、彭湖把总洪际元、洪应斗驾船,于五月二十八日到娘妈宫前……”
当时与荷兰人私下贸易的海商海盗团伙都在跃跃欲试想要支援荷兰人,他们正在聚集在澎湖海域上。副总兵俞咨皋曾就此事向南居益报告说:“今倭夷连和,奸盗党附,我孤军渡澎,宾主倒置,利害判于斯须,胜负殊难期必。事急矣!”明军必须加紧进攻了,战事旷日持久的下去明军粮饷都要接济不上了。
 六月十五日(7月29日),在得到新来的火铳部队支援后,明军誓师总攻,一直打到风柜仔的红毛城下,然后又成僵持状态。荷兰新司令官孙克在8月3日抵达澎湖,他发现中荷危机正在扩大,形势已十分严峻。据《巴达维亚日记》记载:“白沙岛驻有中国军约四千人与兵船一百五十艘,以后兵数逐渐增加,至是月(指8 月)中旬,增至一万,进出澎湖岛。荷兰人虽将台窝湾之砦破坏,调回其守备兵,然白人不过八百五十人,其中少年兵有一百十一人,病人亦属不少,到底难以对抗。”
当时明军坚持战斗的决心已使孙克对局势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且明军拥有10:1的人力优势!他承认“中国人不但拥有一万人及包括战船、击沉船、火船等合计戎克船二百艘,而且中国对我方有令人难以置信之戎克船兵士等大量准备,盖战争系奉中国国王之特命所行;”所以,孙克认为荷兰方面没有派来支援力量,自己部队再继续战斗下去已没有希望了,必须谈判解决这场冲突。
七月初三日(8月16日),明军再次兵分三路,直逼夷城。荷兰人不得不同意撤离,怀抱屈辱离开占领了二年的澎湖。此战明军三次增兵,战事拖延了八个月时间,拥有10倍于敌的兵力却始终不能攻占荷兰人的要塞,最后以围困战术逼退荷兰人。这次战役海上交锋的事迹几乎没有,明军扬长避短以自己的优势陆军来决定战斗胜负,在战争计谋方面做的不错,总算收回了澎湖。
3.料罗湾海战
1624年九月,荷兰人去了台湾,以此为基地发展他们的东亚贸易事业。中国的海上力量逐渐由朝廷舰队,转变为了私人性质的海上武装贸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都是最好的老师,中国海商则成了他们的好学生。中国海商自己组织船队,购买葡萄牙,荷兰船上的大炮,出没在西方人的航线与港口,他们挑战西方殖民者,同时对抗朝廷的围剿,华人海商实力不断扩大。李旦,颜思齐,郑芝龙等海盗“大家”崛起于东亚海上。1627年明朝深感李旦集团之强大,曾联合昔日的敌人荷兰舰队围剿李旦,颜思齐,郑芝龙。但是,朝廷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明朝廷最后不得不与李旦海盗集团妥协。明朝此刻正面临东北方的危机,实力日益衰弱,力不从心的朝廷开始寻求“招安”海盗了。

  曾几何时,郑和的舰队驰骋四海, 世事沧桑,大明200余年的海禁剿海,如今沦落到与海盗合作的地步。不久,郑芝龙依靠海上贸易实力不断壮大,崇祯元年朝廷册封郑芝龙为 “海上游击”,这是中国海盗海商集团第一次得到合法的认可。当然朝廷招抚郑之龙也是迫不得已。朝廷与民间海商之合作也仅仅是暂时的机缘。一旦内陆政权强大,禁海剿海也都是可以预见的历史.

  郑芝龙集团合法化后,全面与荷兰人展开贸易竞争,企图垄断东亚海上贸易。1633年深秋,荷兰舰队炮击中国海岸守军,烧毁停泊在厦门港内30余艘中国船只。郑芝龙号令150艘闽粤水师围攻荷兰舰队。当时,郑芝龙的“徒党皆内地恶少,杂以番倭骠悍,三万余人矣。其船器则皆制自外番(指红夷),艨艟高大坚致?;铳炮一发,数十里当之立碎。”(曹履泰《靖海紀略》,<上朱撫臺 >)也就是说郑芝龙的舰队拥有西式的船舰大炮。
荷兰人联络了另一个海盗集团刘香老一起出击,崇祯六年(1633年)九月十五,郑芝龙在乌沙头得知红夷夹板船九只与刘香贼船五十余只自南北游移外洋,便立下战书约荷兰人决战。九月二十日(10月22日),荷船从围头航抵料罗(金门东海岸),明朝水师出现,开始攻击荷船。《热兰遮城日记》纪录了当时的战况:
“天亮以前的十五分钟?;〔中国〕国家舰队出现了,分成两队,其兵力约有140-150艘戎克船,其中约有50艘特别大的战船?;他们看起来,配备有相当的大炮与士兵,士气旺盛,跃跃欲试,使我们确信他们通通是作战用的戎克船?;这时他们分别向我们靠过来,有三艘同时钩住快艇 Brouckerhaven号,其中一艘对他们自己人毫无考虑地立刻点火燃烧起来,像那些丢弃自己生命的人那样疯狂、激烈、荒诞、暴怒、对大炮、步枪与火欿都毫不畏惧地,立刻把该快艇的船尾燃烧起来?;快艇Slooterdijck号被四艘他们最大的戎克船钩住,被他们跳进船来,有两次把那些中国人打出船外,但最后还是被接着跳进来的人数众多的中国人所击破,而被他们夺去了?;我们率领Bredam号、 Bleyswijck号、Zeeburch号、Wieringen号与 Salm号费尽力气摆脱非常多的火船,向外逃去?;受到这场战败,我们的力量已经衰弱到本季在中国沿海不能再有任何作为了。”
据《巴达维亚城日记》所记,被俘虏的荷兰人约计百人。可见,荷兰这次海战是失败了的,可说是损失惨重。据福建巡抚邹维琏奏报的战绩:“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馘斩夷级二十颗,焚夷夹版(板)巨舰五只,夺夷夹版(板)巨舰一只,击破夷贼小舟五十余只,夺盔甲、刀剑、罗经、海图等物皆有籍存。而前后铳死夷尸被夷拖去,未能割级者,累累难数,亦不敢叙。”中方的纪录应包括与荷兰人合作的海盗在内。郑芝龙集中优势兵力,大量使用西式大炮对敌轰击,用火船贴身近战,打的确实漂亮。不过荷兰人的战舰仅九艘,大多是轻型的快速帆船—快艇,载炮只10门以下。郑芝龙的舰队主力仍是“戎克船”—当时西方人对中国帆船的统称----并以10倍的数量优势压倒了荷兰-中国海盗联合舰队。
“说者皆曰:闽粤自有红夷以来,数十年,此捷创闻.”料罗湾大捷使荷兰人不得不屈尊于中国海商集团的实力,从此荷兰人每年向郑芝龙商的船队缴纳12万法郎的进贡,才可以保证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水域的安全。在17世纪的远东水域完全变成了由中国海商一家说了算的天下。料罗湾一战后,16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曾经私下与郑芝龙达成四六开的贸易协议,无奈郑芝龙的海上力量过于强大,六开的贸易协定对于郑芝龙来说也只是一纸空文.晚明时期几乎整个远东水域―――澳门,马尼拉,厦门,日本各港口之间所有的商船都悬挂是郑氏令旗的中国商船。荷兰人屈服了,他们放弃了垄断中国海上贸易的企图,转而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秩序。
与郑氏舰队不同,嘉靖年间的王直,徐海,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凤等人的舰队,也同样具有“商业―舰队”复合体的特征,不过由于“成往败寇”的社会潜意识,王直,徐海等人最终被扣上了“海寇”的帽子,而他们同郑氏集团的实际区别仅在于没有形成规模。
 4.收复台湾的海战:

  郑成功继承了郑氏家族的事业,此刻的东亚大海仍是郑家的天下。为把荷兰人驱逐出台湾,1661年郑成功下令积极修战船,招幕训练水兵。仅二个月时间就修造兵船300多艘。其中有大帅船,先锋船、哨船等。船一般有二层甲板。主力战船大青头(船体多饰以青色)长约10丈,宽2丈1尺,高l丈5尺,吃水8尺,载重三四干担,总共只配备2门大炮,前1后1。(《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1962年福建版)因为大炮都设在固定炮床上,要瞄准敌舰就得移动整个船体,作战效率不高。

  荷兰侵略军在台湾守备十分严密,修城筑堡,总兵力约2800入,战舰有“赫克托”、‘斯?;格拉弗兰”、“威因克”、“马利亚’等甲板战船,还有小艇多艘,主力舰“赫克托”长30丈;宽6丈,树5桅。下三层,装有照海镜、铜炮和二丈巨铁炮,发之可洞裂石城。

  1661年5月1日的海战中,郑成功采取“ 以多击少”的战法,派出约60 艘各装有两门大炮的帆船迎战荷军。在镇将陈广、陈冲的指挥下,郑军以伤亡1000 多人的代价,用炮火引发荷舰火药库爆炸,击沉了荷军主舰赫克托号,用火船焚毁格拉弗兰号,平底船白鹭号和马利亚号则分别逃往日本和巴达维亚方向。通过海战,荷军力量遭受重创,尚存几只小船逃进台湾城下,再也不敢出战。郑军以数量优势夺得台湾海峡制海权,自己也损失了近一半战船。其后的台湾之战就没什么象样的海战了,荷兰殖民者有着和葡萄牙人一样的问题:战线太长,人力物力不足。而且1652年后英荷战争一直在欧洲沿海展开,牵制了荷兰人绝大部分精力和人力。1660年后荷兰人全力备战第二次英荷战争,加紧建造大型战舰。至1661年,荷兰海军已拥有70艘大型战舰,平均装炮50-80门。这些战舰必须在欧洲对付英国人,不可能支援台湾,所以在远东的荷兰军实力很有限。

  从台湾海战中逃跑的马利亚号船于1661年6月驶抵巴达维亚,向东印度公司报告了荷军在赤嵌城战败和台湾城被围的消息,荷兰驻巴达维亚殖民当局为挽回败局,便派海军统领科布?;考乌率领科克伦号、厄克号等10艘战舰752名士兵以及够吃八个月的米、牛肉和猪肉前去增援。经过38天的航行,于8月12日驶抵台湾海面。海上风浪很大,在海上停留了近一个月之后,才有5艘战舰在台湾城附近海面停泊。
荷军虽然得到的增援力量极其有限,但还是决定用增援的舰船和士兵击溃郑成功的部队,并任命卢特?;塔华隆?;贝斯为总指挥,要求对郑军决不饶恕船上任何人,见人就杀,不留一个。9月16日荷军从海、陆两路向郑军发起进攻。在海上,荷军企图迂回至郑军侧后,焚烧船只。而郑军避开与荷军舰队海战,隐蔽在岸边,当敌舰闯入埋伏圈后,立即以陆海两面万炮齐发。经过一小时激战,郑军以亡150人,伤若干人的代价,击毁荷军战舰2艘,俘获小艇3艘,荷军损失了1个艇长、1个尉官、1个护旗军曹和128名士兵,另有一些人负伤。在陆上,荷军几乎没有发起什么像样的进攻就偃旗息鼓了。12月1日,郑成功令陈宣、陈冲用数十只内装硝磺等易燃物的小船乘风火烧荷军船只,黄安则督率一部从七鲲身夹攻,击沉荷军战船3艘,击毙击伤荷军多人。至此,荷军海上力量基本被摧毁,只能坐以待毙。
四、龙的衰落
综上所述,明未中国海军要想迎战西方舰队,必须集中对方船只10倍以上的数量才能一战。中国战舰一直为西方人看不起,他们称中国帆船为“戎克船”,是英语 Junk 的音译,加“船”字形成的。(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1993)<<新世纪英汉辞典>>所列“Junk”的第
意为“中国帆船”,而其第一意为“破烂物,垃圾,废物等无价的东西”。
明朝人对西方战舰的第一观感就是“船坚炮利”,明人沈德符所撰笔记《万历野获篇?;红毛夷》记载了明军与荷兰军远距离海战时的史事,荷兰人所施放的红夷炮:“第见青烟一缕,此几应手糜烂,无声迹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
《东西洋考?;红毛番》云:“或谓和兰长技, 惟舟与铳耳。舟长三十丈, 横广五六丈, 板厚二尺余, 鳞次相衔,树五桅。舶上以铁为网, 外漆打马油, 光莹可鉴。舟设三层, 傍作小窗, 各置铜铳其中。”万历三十二年后, 荷兰海船游弋闽粤沿海,其坚巨高广日益为沿海军民所认识。福建将领朱文达说:“红夷勇鸷绝伦,战器事事精工, 合闽舟师, 不足撄其锋”。 (张燮《东西洋考》卷8 税考)
明朝人把荷兰战舰看作自己无法对付的庞然大物和难以逾越的海上屏障;“我舟高大, 不及彼五分之一, 而欲与争胜于稽天巨浸中, 必无幸矣”。 (史澄《广州府志》卷120《崔奇观传》)
号称红夷大炮的荷兰火炮是明人所见到的威力最大的西洋火器。与佛朗机相比, 其设计铸造更趋精密, 展示了更大威力。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荷人出没广东,粤人谋与澳门葡人共拒敌人。明人正是从中荷实战中逐渐认识了荷兰火器。巨铳乃红夷所恃长技,“长丈有咫,能毒人于二十里外”。(陈继儒《晚香堂集》卷3《贺福建南大中丞平红夷序》)
 荷兰“大铳长二丈余, 中虚如四尺车轮云。发此可洞石城, 震数十里”。 (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5《和兰》) 红夷大炮“一发十里, 当之无不立碎, 我虽有利刃, 勿可与敌; 虽有锐兵, 勿可与战”。(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16)
随着后金威胁日趋严重, 明朝对红夷大炮的借鉴利用逐渐达到高潮。1620年九月, 荷兰海船在广东曲江近海沉没, 地方当局派人下海打捞,得大小荷兰铜炮二十余尊, 后经修整, 令习火器者演放。天启元年(1621 年) 五月, 荷兰海船在福建近海再次触礁沉没, 居民泅水取其大铳,献给福建地方当局。荷人为了达到互市通商之目的, 也以火炮为诱饵, 诱使明朝地方当局就范。明朝廷基于其对荷通商求利之认识,还利用荷兰进剿海寇。如利用荷人进攻郑芝龙等。
问题在于明朝人对西方战船东来的认识多停留在表面,对大航海时代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关键性问题缺乏根本认识。同时,明朝人对西方技术先进性也认识不足。此时西方技术进步表现在多个方面。造船、纺织和兵器制造在欧洲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明朝人对西方长技之学习仅限于火炮一项, 对其造船技术却未加借鉴。由于双方舰船不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导致明人在中西海战中常常力不从心,中国沿海的制海权如同漏洞百出的破网,西方战舰常常可以随意来往。 而且,明朝人对认识成果也重视不够,他们虽然体会到西方炮舰技术的进步与威力, 看到了西方列强到处扩张的蛮横与威胁, 但因为国人华夷之辨思想根深蒂固。在此思想指导下,明朝国人自恃文明发达,夜郎自大, 视外来民族为蛮夷之邦, 轻视有余, 重视不够,直接制约着中西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等交流。到了鸦片战争时期,西方风帆战舰技术已至顶峰,“日不落帝国”的实力已可集中万余兵力和百艘战舰来到中国沿海,中国人单纯的数量优势已无法弥补炮舰技术和火力的差距,任何计谋都已无法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了,那么中国的沿海就真的“有海无防”了,悲剧般的中国近代史拉开了帷幕。
在天兮凌风雪,傲视九州.天文历法
徐光启在天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主持历法的修订和《崇祯历书》的编译。
编制历法,在中国古代乃是关系到"授民以时"的大事,为历代王朝所重视。 由于中国古代数学历来重视实际计算并以此见长,历来重视和历法编制之间的关系,因此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古代历法准确的程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到了明末,却明显地呈现出落后的状态。一方面是由于西欧的天文学此时有了飞速的进步,另方面则是明王朝长期执行不准私习天文,严禁民间研制历法政策的结果。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说"国初学天文有历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指的就是此事。
明代施行的《大统历》,实际上就是元代《授时历》的继续,日久天长,已严重不准。据《明史·历志》记载,自成化年间开始(1481)陆续有人建议修改历法,但建议者不是被治罪便是以"古法未可轻变","祖制不可改"为由遭到拒绝。万历三十八年(16l0)十一月日食,司天监再次预报错误,朝廷决定由徐光启与传教土等共同译西法。供邢云路修改历法时参考,但不久又不了了之。直至崇祯二年五月朔日食,徐光启以西法推算最为精密,礼部奏请开设历局。以徐光启督修历法,改历工作终于走上正轨,但此时距明朝亡已为时不远,改历工作在明代实际并未完成。中国的天文历法,由先进演变为落后,明王朝实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
当时协助徐光启进行修改历法的中国人有李之藻(1565-1630)、李天经(1579-1659)等,外国传教士有龙华民(N.Longobardi)、庞迪峨(D.Pantoja)、熊三拔(S.de Ursis)、阳玛诺(E. Diaz)、艾儒略(J.A1eni)、邓玉函(J.Terrenze)、汤若望(J.A.S.von Bell)等。
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主要集中于《崇祯历书》的编译和为改革历法所写的各种疏奏之中。《崇祯历书》的编译,自崇祯四年(1631)起直至十一年(1638),始克完成。全书46种,l37卷,是分五次进呈的。前三次乃是徐光启亲自进呈(23种,75卷),后二次都是徐光启死后由李天经进呈的。其中第四次还是徐光启亲手订正(13种,30卷),第五次则是徐氏"手订及半"最后由李天经完成的(10种,32卷)。
徐光启"释义演文,讲究润色,校勘试验"。负责《崇祯历书》全书的总编工作。此外还亲自参加了其中《测天约说》、《大测》、《日缠历指》、《测量全义》、《日缠表》等书的具体编译工作。
《崇祯历书》采用的是第谷(Tycho)体系。这个体系认为地球仍是太阳系的中心,日、月和诸恒星均作绕地运动。而五星则作绕日运动。这比传教士刚刚到达中国时由利玛窦所介绍的托勒玫(Pto1emy)体系稍有进步,但对当时西方已经出现的更为科学的哥白尼(Copernicus)体系,传教土则未予介绍。《崇祯历书》仍然用本轮、均轮等一套相互关联的圆运动来描述、计算日、月、五星的疾、迟、顺、逆、留、合等现象。对当时西方已有的更为先进的行星三大定律(开普勒三定律),传教士也未予介绍。尽管如此,按西法推算的日月食精确程度已较中国传统的《大统历》为高。此外《崇祯历书》还引入了大地为球形的思想、大地经纬度的计算及球面三角法,区别了太阳近(远)地点和冬(夏)至点的不同,采用了蒙气差修正数值。
2.数学
徐光启在数学方面的成就,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即(1)论述了中国数学在明代落后的原因;(2)论述了数学应用的广泛性;(3)翻译并出版了《几何原本》。
中国古代数学源远流长,至汉代形成了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体系,至宋元时期达到发展的高峰,在高次方程和方程组的解法、一次同余式解法、高阶等差级数和高次内插法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较西方同类结果要早出数百年之久。但进入明朝以后,宋元数学的许多成果却几乎全都后继无人,逐渐衰废。对这种落后局面的形成原因,徐光启曾有十分精辟的分析。他说:"算术之学特废于近代数百年间耳。废之缘有二。其一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能知往藏来,靡所不效。卒于神者无一效,而实者亡一存,往昔圣人研以制世利用之大法,曾不能得之士大夫间,而术业政事,尽逊于古初远矣。"("刻《同文算指》序")
"名理之儒土苴天下实事",对宋元数学在明代的衰废原因,可谓一语道破。
徐光启在一次关于修改历法的疏奏中,详细论述了数学应用的广泛性。他一共提出了十个方面("度数旁通十事"),即(1)天文历法;(2)水利工程;(3)音律;(4)兵器兵法及军事工程;(5)会计理财;(6)各种建筑工程;(7)机械制造;(8)舆地测量;(9)医药;(10)制造钟漏等计时器。除第9条可能还需进一步探讨之外,其他各条,可以说把数学应用的广泛性,讲述得十分完备。在300余年前,徐光启就能达到如此的认识,实属难能可贵。徐光启还曾建议开展这些方面的分科研究。如果每个学科都设置相应的机构,那将形成一个相当.可观的"科学院"。
徐光启在数学方面的最大贡献当推《几何原本》的翻译。《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Euclid)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于公元前3世纪编成的。这部世界古代的数学名著,以严密的逻辑推理的形式,由公理、公设、定义出发,用一系列定理的方式,把初等几何学知识整理成一个完备的体系。《几何原本》经过历代数学家,特别是中世纪阿拉伯数学家们的注释,经阿拉伯数学家之手再传入欧洲,对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的兴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几何原本》所代表的逻辑推理方法,再加上科学实验,是世界近代科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换言之,《几何原本》的近代意义不单单是数学方面的,更主要的乃是思想方法方面的。徐光启就正确的指出: "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徐光启集·几何原本杂议》)直到20世纪初,中国废科举、兴学校,以《几何原本》内容为主要内容的初等几何学方才成为中等学校必修科目,实现了300年前徐光启"无一人不当学"的预言。
《几何原本》由公理、公设出发给出一整套定理体系的叙述方法,和中国古代数学著作的叙述方法相去甚远。徐光启作为首先接触到达一严密逻辑体系的人,却能对此提出较明确的认识。他说:"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他还说:"(此书)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他最后说:"易生于简,简生于明,综其妙,在明而已。"(同上)徐光启提出《几何原本》的突出特点在于其体系的自明性。这种认识是十分深刻的。
3.农学
徐光启出身农家,自幼即对农事极为关心。他的家乡地处东南沿海,水灾和风灾频繁,这使他很早就对救灾救荒感兴趣,并且讲究排灌水利建设。步入仕途之后,又利用在家守制、赋闲等各种时间,在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设置试验田,亲自进行各种农业技术实验。
徐光启一生关于农学方面的著作甚多,计有《农政全书》(大约完成于1525-1528年间,死后经陈子龙改编出版于1639年)、《甘薯疏》(1608)、《农遗杂疏》(1612,现传本已残)、《农书草稿》(又名《北耕录》)、《泰西水法》(与熊三拔共译,16l2)等等。徐光启对农书的著述与他对天文历法的著述相比,从卷帙来看,数量虽不那样多,但花费时间之长、用功之勤,实皆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中,《农政全书》又堪称代表。此书是徐光启殁后,经陈子龙删改(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后成书的。《农政全书》共分12门(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收养、制造、荒政),60卷,70余万言。书中大部分篇幅,是分类引录了古代的有关农事的文献和明朝当时的文献;徐光启自己撰写的文字大约有6万字。正如陈子龙所说,《农政全书》是"杂采众家"又"兼出独见"的著作,而时人对徐氏自著的文字评价甚高:"人间或一引先生独得之言,则皆令人拍案叫绝。"(刘献廷《广阳杂记》)
《农政全书》主要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而农政思想约占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徐光启的农政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用垦荒和开发水利的方法来力图发展北方的农业生产。我国古代自魏晋以来,全国的政治中心常在北方而粮食的供给、农业的中心又常在南方,每年需耗资亿万来进行漕运,实现南粮北调。时至明末,漕运已成为政府较大的弊政之一。徐光启主张用发展北方农业生产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垦荒、水利、移民等)。与此同时,在《农政全书》中,徐光启也用了四卷的篇幅来讲述东南(尤指太湖)地区的水利、淤淀和湖垦。他还对棉花在东南地区的种植、推广进行了不少研究。
(2)备荒、救荒等荒政,是徐光启农政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他提出了"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的以预防为主(即指"浚河筑堤、宽民力、祛民害")的方针。
徐光启在农业技术方面,也有很多贡献:
(1)破除了中国古代农学中的"唯风土论"思想。"风"指的气候条件,"土"指土壤等地理条件,"唯风土论"主张:作物宜于在某地种植与否,一切决定于风土,而且一经判定则永世不变。徐光启举出不少例证,说明通过试验可以使过去被判为不适宜的作物得到推广种植。徐光启的有风土论但不唯风土论的思想,发展了中国古代农学的风土论思想,推进了农业技术的发展。
(2)进一步提高了南方的旱作技术,例如种麦避水湿、与蚕豆轮作等增产技术。他还指出了棉、豆、油菜等旱作技术的改进意见,特别是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棉田耕作管理技术,提出了"精拣核(选种)、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稞肥壅"的十四字诀。
(3)推广甘薯种植,总结栽培经验。
(4)总结蝗虫虫灾的发生规律和治蝗的方法。
4.军事技术
徐光启不仅是一位天文历算学家、农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军事家。在他幼年时期,其家乡一带屡遭倭寇蹂躏,因而从早年起即关心兵事。他在写给焦竑的一封信中说:"(光启)少尝感愤倭奴蹂践,梓里丘墟,因而诵读之暇稍习兵家言。时时窃念国势衰弱,十倍宋季,每为人言富强之术: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徐光启集·复太史焦师座》)以农业为富国之本,以正兵为强国之本,徐光启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贯重视军事科学技术的研究。
早在刚刚被选考为翰林院庶吉士时,徐光启便在《拟上安边御虏疏》中提出了"设险阻、整车马、备器械、造将帅、练戎卒、严节制、信赏罚",但他认为这些都不过是"世俗之常谈,国家之功令"。他这篇御敌疏的中心内容则是"于数者之中,更有两言焉。日求精,曰责实。......苟求其精,则远略巧心之士相于讲求,经岁而未尽;苟责其实,则忠公忧国之臣所为太息流涕者,十倍于贾谊而未已也"。"求精"和"责实"是徐光启军事思想的核心。
徐光启还大力宣扬管仲"八无敌"(材料、工艺、武器、选兵、军队的政教素质、练兵、情报、指挥)和晁错的"四预敌"(器械不利、选兵不当、将不知兵、君不择将"。做到"八无敌"即可无敌于天下,如果是"四预敌"则兵无不败。据此他提出了"极求真材以备用"。"极造实用器械以备中外守战","极行选练精兵以保全胜","极造都城万年台(砲台)以为永永无虞之计","极遣使臣监护朝鲜以联外势"(《徐光启集·辽左陷危已甚疏》)。这些办法和措施,都是"八无敌"、"四预敌"思想与"求精"、"责实"精神相结合的产物。
在上述这些办法和措施中,徐光启尤其注重对士兵的选练,他提出了"选需实选,练需实练"的主张。万历四十八年(1620)二月开始,徐光启受命在通州、昌平等地督练新军。在此期间他撰写了《选练百字诀》、《选练条格》、《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形名条格》(列阵方法)、《火攻要略》(火炮要略)、《制火药法》等等。这些"条格",实际上乃是徐光启撰写的各种条令和法典,也是我国近代较早的一批条令和法典。
《选练百字诀》和《选练条格》等等,体现了徐光启"实选"、"实练"的责实精神。
除此之外,徐光启还特别注重制器,非常关心武器的制造,尤其是火炮的制造。管状火器本是中国的发明创造,但时至明代末年。制造火器的技术已逐渐落后,由于边防的需要,急需引进火炮制造技术。为此,徐光启曾多方建议,不断上疏。徐光启还对火器在实践中的运用,对火器与城市防御,火器与攻城,火器与步、骑兵种的配合等各个方面部有所探求。实际上,徐光启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军事技术史上提出火炮在战争中应用理论的第一个人。

iron duke 2008-1-12 00:19

引用:
原帖由 zhangyiyanyu 于 2008-1-12 00:10 发表
主力舰“赫克托”长30丈;宽6丈,树5桅。下三层,装有照海镜、铜炮和二丈巨铁炮,发之可洞裂石城。
这艘船不是军舰吧? 30丈比“胜利”号都长得多,炮数只有上面那个“皇家方舟”1599年55门炮的一半...
会不会是武装商船?

[ 本帖最后由 iron duke 于 2008-1-12 00:22 编辑 ]

zhangyiyanyu 2008-1-12 00:37

这要看是不是中国的记载了
如果是中国记载的话那就没问题了。中国的古代的“丈”和现代的长度不一样,要短一些
大概有两米半吧

[ 本帖最后由 zhangyiyanyu 于 2008-1-12 00:39 编辑 ]

iron duke 2008-1-12 00:44

可丈按1米8算,也比74门炮的“别勒洛风”长了。

朔风 2008-1-12 00:46

引用:
原帖由 iron duke 于 2008-1-12 00:19 发表

这艘船不是军舰吧? 30丈比“胜利”号都长得多,炮数只有上面那个“皇家方舟”1599年55门炮的一半...
会不会是武装商船?
可能是荷兰军商两用的武装商船
http://en.wikipedia.org/wiki/Fluyt

不过长度与吃水应该都不如同时代的英国军舰。另外5个桅杆似乎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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