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研究的演进 王养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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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研究的演进

作者：王养冲
OCR兼整理：蓝色拿破仑

作者简介：
王养冲，1907年9月30日出生于法国，1947年他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国。归国后，他曾先后在复旦大学和华师大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于1993年退休。王老先生是九三学社的社员，曾任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1984年获上海市高等教育颁发“上海市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奖”，他从事教育工作46年，桃李满天下，为我国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王先生是我国史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亦是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之一。

    在世界历史人物中，象拿破仑.波拿巴那样有那么多史料和那么多关于他的论著，或许是极为个别的。即使在今天，在他去世一百五十余年后的近几年中，新的史料还续有出现，有关他的著述仍然层出不穷。法国每年这样的出版物始终占有相当的比重；法国以外的一些国家如意大利、联邦德国，英国、美国等，也常印行有关拿破仑的史料和论著。

    在法国，1879年，热尔蒙.德.拉维涅曾对第一帝国末期和复辟王朝时期流行的评论拿破仑的小册子做过一个目录。在1902——1923年间，德里奥、迪法亚尔、迪谢尔曾先后就《自拿破仑以来的拿破仑研究》、《拿破仑研究的发展和目前趋势》、《拿破仑历史编纂学的演进及其现状》、《法国和法国以外的拿破仑研究》等作过很有意义的探讨。此后，这项工作继续不断，其中如1936年，图卢兹大学教授路易.维拉在其所著的《大革命和帝国》第二卷《拿破仑》中就拿破仑研究所作的评论和所提供的书目等，是拿破仑研究者所熟知的。

    在拿破仑研究中。拿破仑研究的历史或拿破仑史学史已经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个课题，一个富有活力的分支。

    这里，仅就阅读所得或接触所及，以法国为中心，对拿破仑研究的情况略加论列，挂一漏万，是难于完整的。

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时期
——从诟骂到“拿破仑传说”


1821年5月5日，拿破仑因患“幽门痈”死于圣赫勒拿岛，开始了历史上的拿破仑研究。早在1814——1815年法国那些困难的日子里，正象上面提到过的那样，出现过一些有关拿破仑的小册子，如著名作家夏托布里昂的《波拿巴和波旁诸王》，自由主义理论家邦雅曼.康斯坦的《征服精神和篡夺精神与欧洲文明的关系》等。也有象鲁热梅特尔.德.迪厄茨的《科西嘉岛吃人的妖魔：真实而惊人的故事》那样指称拿破仑为“暴君”和“人面虎”的；还有一些是完全属于丑诋一类的，如路易.戈德史密斯的所谓《秘史》和一种冒用夏尔.多里斯男爵的名字印行的所谓《选辑》，其中有四卷《拿破仑.波拿巴的秘密爱情》(1815年)和拿破仑四个兄弟的《秘密爱情》(二卷，1816年)。后面两种作品的作者承认拿破仑这位“非常”人物在世界舞台上所起的作用，不过他说，这种作用是“可怕的!”他已经为“黩武的欲望和征服的狂暴”所吞噬；他通晓“蹂躏这个世界的可悲的技术”，“有打仗的才能和过度的野心”。作者指出，这是拿破仑不同于他的那些兄弟之处，而他们兄弟五人的共同之处是搞秘密爱情，以爱情为娱乐！从而对波拿巴兄弟大肆诟骂。这类作品，从著述的角度看，毫无价值可言，但却得到了复辟王朝的鼓励，企图在怀念和仍然效忠于拿破仑的人中间败坏其形象。

    不过，从1814年起的几年间，也有另一些水平较高的作品，如阿尔方斯.德.博尚的《1814年战役》(1815年)和《1815年战役》(1817年)等。1814——1821年间，J.—B.萨尔涅又陆续出版了九卷《回忆录》，这是有关所谓“拿破仑时代”的第一部回忆录，作者用了一个很长的书名，指明书中包含有拿破仑统治下和复辟王朝上台以前一些重要人物的遗闻轶事。

    在法国以外，拿破仑的垮台和死，引起了一些著名诗人如海涅、拜伦、芒佐尼、普希金等的同情和悼念！以拜伦为例，这位为希腊独立战争而牺牲的英国诗人，在去世前二年——1822年写的《献给拿破仑.波拿巴的颂歌》里赞美说：“生来并不是帝王，却带领着帝王们跟随在自己的车子后面”，颂扬他摧毁欧洲封建社会的业绩。当时，“拿破仑传说”正在形成，来自那些敌对过拿破仑和遭受过拿破仑侵略、统治的国家里的声音，似乎不专是对拿破仑的恐惧、怨忿和责难了。不过，真正充实和丰富了“拿破仑传说”的，是从圣赫勒拿岛传来的那些记述。

    早在1817年4月12日，伦敦和布鲁塞尔出现了一种一百零九页的小册子，有一个足以引起人们的好奇心的书名：《用不知什么方式从圣赫勒拿岛传来的手稿》，好象拿破仑亲自记述了他的“惊人生活，军事开拓和政治态度”似的。小册子以谨慎稳妥的措辞，清丽多采的文笔，着重说明了若干事实的真相。书中说：“作为在另一个半球(南半球)上的俘虏，除历史为我安排的舆评以外，我不再有什么可以辩护的：舆评将表明，一个为全体人民所效忠的人，是不会象他的一些同时代人所认为的那样被抹去其功勋的。”小册子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迅速传遍法国。复辟王朝的警务机关严密查禁，人们却长期私下传递手抄本。拿破仑稍后就获悉了小册子的全部内容，还亲笔为它写了四十多条注，说：“可以把它们放进书里而并不改变书的实质”。这些注后来都收在他的《书信集》第三十二卷里。拿破仑宣称他认识写这本小册子的人，但从未说出是谁。看来这是一个熟悉和拥护拿破仑的人，是对复辟王朝鼓励诟骂拿破仑表示不平的人。


1821年，又出现了来自圣赫勒拿岛的署名M．C．的拿破仑的第一本传记：《拿破仑，他的诞生、教育、军事生涯、政府和他的失败、流放与死亡》。1821年是拿破仑开始属于历史的一年。据认为，这本传记是试图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的。作者一方面谴责这个摧残自由的暴君，同时，不能忘记这位“非凡”人物以史无前例的辉煌战绩和行政效能给他的国家带来了光荣。

    拿破仑一死，原来陪随他在圣赫勒拿岛的那些人也讲话了。首先是爱尔兰医生奥马拉。他因曾向欧洲发过信，为英国驻该岛的总督赫德森.洛所驱逐，带走了他写的《流放中的拿破仑或圣赫勒拿岛的一个声音》，于1822年在伦敦出版，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次年是拉斯卡斯，也是1818年被驱逐的，出版了八卷《圣赫勒拿岛回忆录》记录了几乎所有拿破仑亲口说的重要的话。这部书的印行是十九世纪初期出版业的最大的成功。就在1823年《回忆录》被译成德文、英文、丹麦文、西班牙文、荷兰文，1842年又被译成意大利文。初版至今一百五十余年，还继续刊行，并有各种不同名称的节本。拉斯卡斯在押送拿破仑前往圣赫勒拿岛的英国巡洋舰诺森伯兰号上就开始笔述拿破仑的回忆，以后仍随时记录，直到被逐离岛止。1823年还出版了蒙托隆的《圣赫勒拿岛听写录》，(1847年又印行《俘虏的叙述》二卷)。1822——1827年问又陆续刊行《供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史应用的回忆录，由曾经分担过拿破仑的俘虏生活的将军们写述》(八卷，1830年印行第二版，九卷)；这里所说的将军，系指蒙托隆和古尔戈。这些作品还叙述了使他们在圣赫勒拿岛成为受害者的一切麻烦事，予公共舆论以极大的震动!至于记下的拿破仑的那些话，究竟具有多少真实性?是确实这样呢，还是拿破仑指望后人象他所口述的那样去看待它们呢?蒲鲁东说：“在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是“一个说谎者”。不过，圣赫勒拿岛的那些记录者或听写者是把全部思想、感情、甚至想象倾注在他们的“皇帝”身上的。他们热爱他，赞美他，崇敬他，膜拜他；凡拿破仑所口述的，一定是正确的。“拿破仑传说”达到了最高度!

    除来自圣赫勒拿岛的“声音”以外，曾经随同拿破仑打仗的将军们也不能忘记他们所经历过的危险和所分享过的光荣。原那不勒斯王国陆军大臣马蒂厄.迪马，于1816年间编印了十九卷《战争大事简编或：1799——1814年战役史论集》；博韦将军于1817——1827年间撰写了二十八卷《法兰西人的胜利和征服》。这个期间还出版了拿破仑的一些书信和文件，如博韦编次的《拿破仑.波拿巴公私函件集》(七卷，1819——1820年)，亚历山大.古戎辑录的《大军公报》(四卷，1820——1821年)等。原皇帝办公厅秘书弗朗索瓦.凡于1824年刊行《1813年手稿》(二卷)和《1814年手稿》(一卷)，1827年又刊行《1812年手稿》(二卷)。关于滑铁卢战争，早在格鲁希和古尔戈、巴太勒米、梅里之间展开论战，指责格鲁希贻误戎机。1824年，将军、历史学家菲利普.德.塞居尔出版他的著名的(1812年间拿破仑和大军的历史》(二卷)，又重新开始了这一论战。塞居尔指出了这些人和他们的统帅“对胜利的陶醉”以及“无餍足的虚荣心”，正是“这种强烈的本能，为寻求不朽而把人推向死亡”。1820——1828年间，贝尔维尔和巴里埃还曾印行六十卷《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记述》，其中有大量拿破仑时代的史料。

    在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中为恩格斯所“比较喜欢”的米涅，也在这个时期——1824年出版了他的《法国革命史》，其中最后两章——第十三、十四章是专写拿破仑和拿破仑时代的。米涅认为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取得了政权，而当时人们也正感觉到需要“在一位能手领导下重建社会，而作为伟大人物和常胜将军的波拿巴正适合于从事这一事业”。米涅赞赏拿破仑在奖励工商业，促进对外贸易，提高行政效率和从事大规模建设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也赞扬他的立法事业，使“法国有了超越于欧洲所有社会的民事立法，而那时的欧洲社会……还保持着中世纪的法律体制”，而随着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和占领，这一切“给了这个大陆以不可思议的推动力”，从而“以困扰各族人民来为他们的文明作出了贡献”。米涅明确指出：1789年革命后，法国“在帝国时期建立了新社会”，并对拿破仑后来“越来越远离革命原则”，“扶植新贵族”，“习惯于执行一种暴戾恣睢的政策”，“倒退到旧制度的政治原则去”，“宁愿执行他的那些自私自利的计划”等进行了谴责。米涅作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指出“一切独裁政治都是暂时的”，而拿破仑的垮台“乃是产生于自由而又不再以自由为基础的政权的必然的结局”。

    不过，从拿破仑研究的总的情况来看，当时风靡一时的是“拿破仑传说”，流行的是“大军”的将军们的著作，尤其是拉斯卡斯等的圣赫勒拿岛的著作。戈纳尔在其《拿破仑传说的起源：在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的历史作品)(1906年)一书中，曾指出圣赫勒拿岛的记述怎样扩大和丰富了“拿破仑传说”；而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的反动和不得人心，更激起了法兰西人，首先是一批作家、诗人对拿破仑的怀念；1830年揭橥的文学上的浪漫主义，也显然给了“拿破仑传说”以新的推动。雨果、热拉尔.德.内瓦尔、贝朗热等于二十年代末即已用诗歌、小说、戏剧来赞颂拿破仑，其中贝朗热的歌曲《老伍长》、《人民的怀念》等长期流传民间，影响极大。斯汤达尔、维涅、缪塞、巴尔扎克等也先后各以著名的篇章表达他们对拿破仑的缅怀和景慕。法国以外的作家和诗人(也有哲学家、政论家等)除业已提到的海涅等外，歌德、莱蒙托夫、密茨凯维奇等也都参加到了这个行列中来。


“拿破仑传说”在历史上起了有力的作用。路易.波拿巴的《拿破仑的思想》就是在1839年“拿破仑传说”的高潮中出版的。拿破仑二世死了，他举起拿破仑这面旗帜，借以抬高和巩固他作为拿破仑继承人的地位。他在书中写他的伯父说：“这位平民的英雄，他保障了人民的独立”他是我们的大革命的真正的代表。”这本书在出版的当年印行了四版，1840年又在伦敦印行了一版。

    由《拿破仑传说》造成的“拿破仑热”，促使英国政府于1840年初接受著名的爱尔兰议员鄂康奈尔的倡议，向法国政府提出运回拿破仑遗骸。同年5月12日，路易.菲力普的内政大臣德.雷米扎在议会正式宣称：“拿破仑是皇帝和国王，是我们国家的合法君主”。这是继1815年6月22日之后对拿破仑的后裔享有帝位、王位继承权的再一次确认。路易．波拿巴稍后就将自豪地说：“我的名字是秩序、民族和光荣的象征”。“拿破仑传说”有助于为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作好准备。

第二帝国时期
——崇扬和诽谤

    在“拿破仑传说”的热潮中，1841年，英国作家卡莱尔在其宣扬英雄史观的《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中，把拿破仑列为英雄。1850年，美国哲学家爱默生把拿破仑放进他的“代表人物”名单里。在此期间，历史学家们关于拿破仑、执政府和帝国的著作也陆续出现，其中就有梯也尔的《执政府和帝国史》。

    梯也尔镇压过巴黎公社，是屠杀革命战士的刽子手。作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历史学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曾说：梯也尔“这个矮子喜欢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一世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是一昧替拿破仑一世擦靴子的，……”这里所以提到他的那部著作，是因为它在取材、编写方面比当时或较早一些出版的历史学家卡佩菲盖的《拿破仑执政府和帝国期间的欧洲》(十卷，1839——1841年)、拉克雷太尔的《执政府和帝国史》(六卷，1845——1848年)有独到之处，在拿破仑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梯也尔是在政治上受挫于他的对手基佐以后于1840年开始准备写这部书的；1845年起陆续出书，到1862年止共出了二十卷。他生于1797年，拿破仑垮台时，他十八岁，诚如德里奥所说：“不能说他曾是他所叙述的事件的见证人，但他是在无可取代的儿童时代和青少年时代获得这些事件的印象的方式下生活过来的。”梯也尔同米涅一样，熟悉这段历史的一些见证人和当事人，可以利用一些无可比拟的口头传说，只要注意弄清楚这种传说在什么情况下和在什么程度上走了样就行了。梯也尔还有使用档案材料的便利：有大量材料藏在一些国家档案馆里，仅仅拿破仑的私人书信就有三万件，他的大臣、将军、副官以至禁卫兵的书信，也不下于这个数目；此外，还有某些家庭保有的回忆录手稿等。他在1850年出版的第十二卷卷首，曾以十分自得的心情提到一个历史学家所必须具备的优点，说他搜集材料的细心以及审慎的价值。他以特有的明晰使用了许多经过整理的材料，记述和分析了拿破仑时代的预算、战争、外交关系等。不过，存在的缺点不少：经济、社会、文学、艺术、宗教等在他的著作里都没有位置。他的好些记述，经后来的研究表明，有很多错误。不过，正如朱利昂在他的《十九世纪历史学家著作摘要》一书的《导言》中所说的：“他的错误曾是走向正确的一个阶梯。”


“爱国主义”精神，战争胜利的光荣感，梯也尔是满怀兴奋和欢乐来写他的二十卷巨著的。“这是一位同亚历山大和恺撤一样的天才人物”，“长于指挥军队，善于治理被征服地区，……是一位行政家，……而他竟还具有立法家的才能……”。所以“法国有意把权力交给他，比之他要求掌握权力更急切”。梯也尔认为不幸的是，当这位伟大人物由于他的明智和才能而可以“安静地、和平地享受他为别人、也为他自己所提供的幸福”时，他却要扩张，要越出法国的自然边界。于是“一昧替拿破仑一世擦靴子”的梯也尔说：“法国当时所需要的唯一的自由是一位伟大人物的克制。然而，唉!一位拥有全部权力的伟大人物的克制，还得具有全面的天才，而这，不是一切革命空想中的最大的空想吗?”梯也尔认为，拿破仑的功绩是永难磨灭的，他“用民法典来组织我们的社会、国家”，“他把公民地位和行政组织连同秩序一起给了我们”，“他减少了我们的伟大，可是他给我们留下了光荣……将使我们恢复实质上的伟大”。梯也尔解释拿破仑前后行事的不同说：“几年之后，这位伟大、聪明的人物疯狂了，……使得一百万人的生命毁灭在战场上，激起整个欧洲来反对法国，……二十年胜利的果实被剥落一空”，为什么会“狂乱”呢?因为“随着拥有无限权力而来的总是一种不可救药的狂乱”。梯也尔得出的结论是：“公民们，……决不应该让他们的国家听任一个人的权力去摆布。不管他是谁，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他敦劝法兰西人“永远不要由于滥用自由而牺牲他的自由，或冒牺牲自由的危险”。

    与梯也尔的著作流行的同时，出现了抨击拿破仑的浪潮，开始是由第二帝国本身引起的。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原来就不得人心，帝国成立，就越来越遭到首先是一些作家的鄙弃，他们以攻击拿破仑一世来攻击拿破仑三世，以指斥雾月18日政变来指斥12月2日政变，借以发泄他们的愤懑。不过也并非全都如此梯也尔及其著作也确为某些人所诟病。巴尼的《拿破仑及其历史学家：梯也尔先生》(日内瓦，1865年)，德.马太尔的《虚构的历史学家：梯也尔先生：执政府和帝国史》(二卷,1885——1887年)，曾是有影响的作品。当时的情况，正如写过长篇纪功诗《拿破仑》(1836年)的作家、历史学家埃德加.基内所说的：有人到处批评这位英雄，对回忆中的暴政感到气愤，体验到有必要抹掉这位人物的辉煌的名字，除掉蒲鲁东所说的拿破仑主义者在1825——1852年间阴谋策划出来的东西——“拿破仑传说”，而基内那时也已变成同这种“传说”进行斗争的人。

    在这种作品中，维尔曼的《同时代人的回忆》(1853——1855年)、沃拉贝尔的《两个复辟王朝的历史》(1854年)，都比较重要。有两部书，分别从军事上、政治上抨击拿破仑，一部是12月2日政变后遭到流放的夏拉斯上校《1815年战役史》(布鲁塞尔，1857年)，另一部是12月2日政变的抗议者奥拉纳的《法国代议制政府史》(1857——1873年)。前一部书指出拿破仑1815年的失败，并非象梯也尔说的那样，是由于将领们没有同他配合好，反之，智力衰退几乎是他失败的唯一原因：滑铁卢事件的责任不在格鲁希而在拿破仑自己：他的防卫计划原来就是建立在经不起检验的那些保证上面的。随后，夏拉斯又针对路易.波拿巴之流的说法，指称拿破仑不是法国大革命的代表或继承者。1869年，马克思曾就夏拉斯写道：“他向对拿破仑的崇拜发动进攻。”后一部书谴责拿破仑肆意践踏宪法，并任用奴颜婢膝的官员来取代独立的立法者。“一种把全部权力隶属于一个唯一的人的政治组织；一架装配好的、只要按一下发动器，境内四面八方就会发生同样动作的行政机器；一个其任务完全在于接受、转达、执行命令的官僚集团，它在被动地完成其工作中，决不去想想任何与其行动有关的精神的、物质的责任；最后，业已惯于承受羁束的各族人民是驯顺的，惯于一切等待政府，一切交给政府，是真正的毫无生气的材料，也只能是一种障碍而不能是一种支柱：这就是帝国所造成的那个法国。”

    蒲鲁东是又一个强烈抨击拿破仑的人。在后来由克莱芒、罗歇刊行的《蒲鲁东关于拿破仑一世的未发表的手稿》(1898年)中，蒲鲁东指斥拿破仑“是一个异乎寻常地夸诞的人，他没有代表任何原则，也没有按照什么原则行过事，……却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把法国推向无可弥补的衰退中去”。蒲鲁东说：“他的天才是一种破坏的天才”，“他的历史无非是一系列乖戾的举措，政治错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荒谬做法”。“他的野心……迫不及待地吞噬着时代，……没有什么能满足他。”蒲鲁东认为：“雾月政变是由军人掏摸来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让政权回到保守的资产阶级和业主们的手里去，这是1789年的第三等级那样的资产阶级和业主们。拿破仑继续倒退：召回旧贵族，建立新贵族阶级，重建教会和世袭君主制，“总而言之，是一个错误的伟大人物”。蒲鲁东认为，拿破仑是在个人崇拜的热潮中获得并保持其权力的，所以他得出的一条重要教训是：“所有的国家应该消除个人崇拜，在公正、宽容的同时，不要愚蠢地放弃一切。”

    所有这些抨击或责难，有针对拿破仑的，也有指向拿破仑三世的。在反对第二帝国的斗争中，有必要设法抹掉拿破仑这个名字，消除对第一帝国的“怀念”。但雨果的《小拿破仑》却是直接对准路易.波拿巴的。

    拿破仑三世对于这种抨击和责难，大力进行反扑：严禁侮辱他的伯父的作品流传，鼓励上演有关拿破仑的剧本；1875年又设置“圣赫勒拿勋章”。在此之先，还决定选编《拿破仑书信集》，这是拿破仑历史编纂学中的一件大事。从1808年起的四十余年间，包括业已提到的博韦在内，菲舍尔、凯穆瓦桑也分别以私人的力量搜集、编印过书信集，计共十二卷，但缺漏甚多，未能令人满意。1854年，拿破仑三世发布敕令，成立一个由瓦扬元帅领导的委员会，负责“搜集、整理和印行拿破仑一世有关公共利益的各类书信”。1858年，这个委员会出版了十五卷从1703年土伦被围到1807年8月止的《拿破仑书信集》。但在选印书信的标准问题上立即引起了争论。1864年又成立一个由热罗姆.拿破仑亲王主持的委员会，到1869年止出版了十三卷；1870年又加上在圣赫勒拿岛的函件之类共四卷，合计三十二卷。不过，《书信集》仍然是很不完整的，它只收了二万二千零六十七件，而且并非都是书信，其中还有敕令、日常军事命令、大军战报等；可是仅仅珍藏国家档案馆AF组的拿破仑口授信稿原件就在三万件以上。

第三共和国时期
——“学士院派”和“大学派”

    尽管如此，《拿破仑书信集》毕竟为拿破仑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材料。波拿巴家的一些人如约瑟夫、热罗姆和拿破仑的义子欧仁也在1853——1866年间先后刊行了二十六卷书信集或回忆录，是《拿破仑书信集》的很好的补充。元帅马塞纳和马尔蒙、活动家雷代莱的回忆录共二十一卷也相继出版。被认为应该对滑铁卢的失败承担责任的格鲁希元帅的《回忆录》十五卷，又在其去世二十七年后(1873——1874年)问世。1869——1873年，《梅特涅亲王回忆录》在维也纳印行。梅特涅是拿破仑的对手，是长期同拿破仑打交道的人。他自称“并没有夸张拿破仑伟大这个观念的危险”，但承认“这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一位伟大的军人”，“一位立法家和行政官”，“凭借他的性格的力量，他的头脑的敏捷和清晰以及他的军事科学的巨大的综合天才，他就已登上了命运为他安排好了的地位。”梅特涅指出拿破仑“只有一种爱好，那就是热衷于权力……”，而“充满他一生的种种巨大成功，毫无疑问终于使他的耳目闭塞了”。不过，不管怎样，梅特涅认为：“对于一位起自默默无闻而在几年之内就成为同时代人中最强大、最有权力的人的伟大品质要加以怀疑，是不可能的。”至于“他所建筑的……这座大厦，根本没有基础，……只同他一起存在，并同他一起毁灭”。

    这个时期，彻底否定拿破仑的是实证主义者、文艺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泰纳。略前于泰纳的有容格上校。容格于1880年出版《拿破仑及其时代：根据未发表的材料》，指出，在1799年以前，波拿巴就是一个没有道德、没有信仰、没有祖国、只有他的那把剑的人，是一个要么爬上皇帝的宝座，要么被送上断头台的行险侥幸之徒。容格写的是一本真正抨击性的小册子。第三共和国初期，还存在有王政复辟或重现帝制的危险；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容格有必要设法清除波拿巴的一切影响。泰纳恐惧革命，仇恨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使他更加惊惶失措，更加歪曲法国大革命中某些人物和事件的历史，自然也包括由于大革命而取得权力的拿破仑在内。泰纳在其《当代法国的起源》第五卷《现代制度》(1887年)一书中，用第一、第二两章专写拿破仑。他按照他的“种族影响说”，指称拿破仑“是意大和1400年的活动家、军事冒险家……这样一些伟大人物的后裔，他经由直接的世系继承了他们的血统，内在结构、心理状态和道德精神……”，这是一个“中世纪意大利雇佣兵长官，头脑冲动，行为残暴”。泰纳说：在拿破仑身上，超越于他的智力和意志力之上的“是更为有力的原始本能，……这就是利己主义。”在拿破仑的心耳中，没有正义，没有法律，“舰队、部队、法国、人类，只是为他而存在的，只是用来为他效劳的。”“野心是他的心智的原动力和他的意志的永恒的实质”。泰纳引用了某些回忆录中最丑骂拿破仑的段落，很多是属于人身攻击的。在列举拿破仑为法国和法国人民造成的惊心动魄的损害以后，他说：这“就是用天才干出来的利己主义的业绩”，而拿破仑在法国和欧洲所建立的工程，由于原来就带有利己主义的裂痕，因而是注定要倒塌的。

    不过，一般地说，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拿破仑是一开始就受到钦崇的。著名国务活动家、共和主义者甘必大，在第二帝国末期曾对作为雄辩家的拿破仑首先表示倾慕，随后在议会的一个委员会里，又对作为军事家的拿破仑表示赞佩。甘必大还认为，拿破仑“无论如何曾使得法国无与伦比地美好和强大”。按照他的说法，即使法国失败，这种光辉的美好将不会消失；即使法国遭到暂时的削弱，这种强大将使它重新获得主权。甘必大是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后抗击普鲁士的主要组织者，显然渴望拿破仑的法国会给当时的法国带来勇气和信心。1876年，斯汤达尔的遗著《拿破仑传》(未完稿)出版。此书于1816年开始写作，1828年续写，写到督政府时期的拿破仑战争止，另有一些写作提纲；1837年又写了一篇序。《红与黑》的作者曾是拿破仑部队中的军官，目睹拿破仑一生的活动。他以一种纯洁的“宗教情操”写这位“从亚历山大以来所出现的最惊人的人物”。他崇敬拿破仑，还由于他“全盘蔑视出现在这位非常人物身后的那些事”。他说：“越是了解全部真实，拿破仑将越发伟大。”又说：“拿破仑重建了法国人民的道德精神，这是他的最真正的光荣。”即：“孩子们可以均分父亲的财产(大革命的善政)”，公民们可以得到元帅称号那样的荣誉勋位，人们会在工场里，在普通工人衣服上看到这种勋章。这表明：拿破仑彻底摧毁了法国封建制度，打倒了原来的特权等级：法兰西人可以凭才能、贡献……获取过去只有特权等级才能得到的荣誉，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国家的繁荣。而从复辟王朝起的那段时期里却在设法走回头路!

    在法国以外，德国宣扬超人哲学的尼采称拿破仑“是优秀的欧洲人”，是一个致力于“统一”欧洲、使欧洲“主宰世界”的人。英国历史学家、《英国的扩张》一书的作者罗伯特.西利在1886年出版他的《拿破仑一世》，赞美拿破仑的对内政策，他避免仅仅从虚荣心之类来解释拿破仑的对外政策。他认为拿破仑的“目的在于用武力来解决整个十八世纪中同英国的巨大争执，补偿法国在加拿大、印度和海上各处所受的损失，并进行报复，这是他对法国作出过的诺言”。事实上，他不过是“继续追求实现法国外交部原来的意图而已”。只是“由于遇到了挫折，并为这种挫折所激怒，才使他以一种难以想象的方式滥用他的帝国的巨大资源”，“并迫使欧洲投入到这场战争中去”。奥地利的奥古斯特.富尼埃写了三卷《拿破仑一世传》(维也纳、来比锡，1886——1889年)，被认为是从来自圣赫勒拿岛的那本署名M.C.的第一本拿破仑传记以来最好的一部传记，其特色还在于每一章都附有很好的书目提要。

    在法国的泰纳和英国的西利发表他们的著作的时候，法国的阿尔贝.索雷尔和他的继承者阿尔贝.旺达尔也陆续出版他们的论著。索雷尔的八卷《欧洲与法国大革命》(1885——1904年)，后面三卷是专写拿破仑的。他对于拿破仑战争的基本论点是：拿破仑从来只有一种防御政策，这一政策的唯一目的在于维护自然边界；他之所以进行兼并，也只是为了能保证对抗外来的侵略。旺达尔的三卷《拿破仑一世与亚历山大，第一帝国统治下的俄国联盟》(1891——1896年)，用和索雷尔同样的论点来论述法俄战争和法俄联盟的历史，指出战争的发生和联盟的破裂，责任在于俄国。索雷尔和旺达尔都认为，大革命必然导致军事专政，而保卫自然边界又必然使法国陷入继续不断的战争中去。索雷尔是在普法战争以后不久开始计划写他的八卷巨著的，法国丧师失地，创巨痛深，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确定了他的那种论点；旺达尔则是他的有最才华的后继者。他们的著作记述了许多重要史实，又是用非常热诚而兴奋的笔调来描写拿破仑及其业绩的。

    所以，随泰纳对拿破仑的彻底否定而来的，是对泰纳的批驳。另一个具体事实是，1889年拿破仑诞生一百二十周年，法国陆军部在残废军人院——拿破仑安葬地举办拿破仑遗物展览会。观者云集，肩摩踵接。第一帝国的家具式样又时行起来。有关拿破仑的通俗性读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889年已经不同于1840年，人们要求了解真实的拿破仑，不是“传说”的、激动情感的拿破仑。人们要求根据翔实的史料深入研究其思想，甚至了解其习惯、弱点，了解他同周围的人或某些同时代人的实际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的细节等，并作出分析。

    阿尔蒂尔.莱维于1893年印行他的《内底里的拿破仑》，这是一本比较古怪的书，用夸张、美化的笔法描述拿破仑在内底里是一个具有全部完美的遭德品质的人，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人。不过，莱维也说出了这样一点：拿破仑有着资产阶级的一切特性，他遗留下来的业绩，主要地是资产阶级的业绩。这本书同他的《拿破仑与和平》(1902年)都极受读者的欢迎。同莱维一样崇扬拿破仑的是原法国外交部图书馆工作人员弗里德里希.马松。他写的《拿破仑和妇女》(1893年)、《在自己家里的拿破仑》(1894年)，从妇女、家庭等侧面描述了拿破仑。马松还搜集到拿破仑在1786——1793年间未发表过的文章、读书笔记等，同吉多.比阿吉合作出版了《未被人们所知道的拿破仑：未发表的文献》(二卷，1895年)。随后又印行了十三卷《拿破仑和他的家族》(1897——1919年)。马松写拿破仑的方面比较广，包括宫廷、军队、某些重大事件，还阐释过好些具体问题。1903年，马松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并长期兼任该院常任秘书。他以他的崇扬式的拿破仑研究，成为法国从事此种研究的“学士院派”的带头人，第三共和国官方拿破仑历史编纂学的代表人物。

    十九世纪最后十年间，又连续出现了大量有关拿破仑的回忆录之类的作品。写作者是多种多样的：有妇女和男子、文官和军人，士兵和将军，丰富了拿破仑研究的内容。在法国以外，“拿破仑热”也并未稍减．

    英国国务活动家、首相格莱斯顿的合作者和继承人罗斯伯里勋爵在其《拿破仑，最后阶段》(伦敦，1900年)一书中谴责“圣赫勒拿岛的罪行”，并向拿破仑表示敬意。他认为，拿破仑“是智慧和坚毅的混合体，这或许是一种从来没有可以与之比并，又无论如何从来没有被超越过的混合体，……他无限地扩大了人类活动和概念的界限。在他出现以前，没有会想象到有可能有如此不可思议的文治才能和军事才能的融合体，一种如此和明察秋毫结合在一起的广泛的理解力，一种如此卓绝的身体的和精神的活力”。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霍兰.罗斯在他的两卷《拿破仑一世传》(伦敦，1901年)的结论中，把拿破仑放在。人类史上不朽人物的最前列”。罗斯并不是赞同拿破仑的人，而是常常在很多方面否定他的人，但是他认为，拿破仑的空前的、巨大的才能，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否认的。罗斯是《剑桥近代史》中专写拿破仑的著名的第九卷的一位执笔者，这一卷对拿破仑及其时代所作的完整的分析，在西方历史学界，尤其在拿破仑研究者中，是被认为很成功的。此外，著有《拿破仑的衰落和垮台》(伦敦，1893年)的英国元帅沃尔斯利勋爵认为，拿破仑应是滑铁卢的胜利者，因为他制订了消灭威灵顿和布吕歇尔的多方面的计划，仅仅由于他没有象早年那样的精神和身体的力量，所以未能执行。至于一些著名的作家、文学家如哈代等用小说、诗歌、剧本来赞颂拿破仑，就更难列举了。

    在德国，《拿破仑》(来比锡，1905年)一书的著者柏林大学教授马克斯.伦茨认为，拿破仑是新欧洲的组织者。他说，养成意大利民族观念的是拿破仑而不是阿尔菲埃里；还说，应该从1808年9月拿破仑在贝荣纳的日子里去寻找现在的西班牙各种体制的起源。作为一个德国人，伦茨声称：“今天，在普鲁士一边居住在德意志帝国这个共同的家庭中的这些邦，是建立在他(拿破仑)所提供的那些基础上面的。”

    二十世纪初，一些拿破仑研究者感觉到有集中力量，创办一种定期刊物的必要。如意大利的阿尔贝.龙勃罗梭从十九世纪末到1909年止的十余年中，就曾艰难地先后刊行过《拿破仑研究汇编》、《拿破仑杂志》、《有关拿破仑的书刊述评》等。1912年，上面曾提到过的德里奥主办了《拿破仑研究》杂志。德里奥写有《拿破仑的东方政策：塞巴斯蒂亚尼和加尔达纳,1806——1808年》(1904年)，《拿破仑和欧洲》(五卷，19l0——1927年)等著作。他主办这个杂志，目的在于协助继续发掘法国国内和国外有关拿破仑的史料，并把杂志作为研究拿破仑的中心。从1912年到1935年的二十四年间，这个杂志在发表资料条目，印行资料原件，推进拿破仑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29——1930年，德里奥又连续印行他的新作《拿破仑真相》、《三色旗的不朽的业绩：拿破仑大帝，1769——1821年》(三卷)。后面一部著作，主要在于总结他的一些专题性论著，又和前面一部著作一样，特别富有反动的沙文主义精神。

    有关拿破仑的资料，的确不断发现，不断丰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一起倾覆。欧洲一些宫廷中——尤其从维也纳宫廷中流散出不少材料，其中有拿破仑秘密外交谈判的信件，有商谈玛丽.路易丝婚事的信件等等；另有十二捆私人信件，是拿破仑和奥地利君主的信件，以及拿破仑给塔列兰的信件和拿破仑同他的驻维也纳大使尚帕尼之间的通信，这是那个寡廉鲜耻的塔列兰多方搜罗，于1817年春间以五十万金法郎卖给弗兰茨二世的。1934年12月17日，有拿破仑于1810——1814年间写给玛丽.路易丝的三百一十八封亲笔信在伦敦拍卖。这些信原为玛丽.路易丝及其第二个丈夫奈伯尔格伯爵的曾孙费迪南.蒙特努胡亲王所有，为法国政府所购得，经路易.马德兰辑注出版(1935年)。在匈牙利又发现了拿破仑于1806——1812年间写给他的义女斯特凡尼.德.博阿尔纳斯的三十二封亲笔信。此外，印行了一批新出现的目忆录，其中有曾在1837年出版过两卷《纪念》的科兰古将军的《回忆录》(二卷，1933年)。科兰古在拿破仑从俄国撤退时，曾与之相处过十四天，了解撤退中的各方面的变化，拿破仑的心情和打算，他还记述了第一次退位，塔列兰的阴谋，玛南.路易丝的情况和拿破仑所显示出来的沉着、坚毅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和随后意大利、德国法西斯攻权的相继崛起，不能不首先给法国拿破仑史学带来影响。总的情况是，官方的拿破仑历史编纂学继续抬头了，这是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维护其战后优势地位的愿望和努办相适应的。因此，继马松之后出现了象班维尔、马德兰一类的“学士院派”的著作。不过，与此同时，新的史料、文献的大量涌现，也促使拿破仑研究者加紧从事更谨严、更科学的各种专题性和综合性的著述。实际上，这项工作在法国和法国以外的一些国家里都已较早地开始了。就法国来说，这就是专门研究法国大革命史、随后被称为“大学派”的阿尔方斯.奥拉尔、阿尔贝.马蒂埃和又以研究拿破仑著称的乔治.勒费弗尔为代表的著作。在法国以外，有瑞士历史学家F.—M.基尔赫森的九卷《拿破仑，他的一生和他的时代》(来比锡、慕尼黑，1911——1934年)。作者以二十四年时间，引用大量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材料，对拿破仑作了冷静的、认真的、多方面的论述。这部巨著的节要本《拿破仑；一生》(二卷，斯图加特，l927——1929年)也流传极广。另一个德国作家路德维希的《拿破仑》(1924年)，其中有关分析拿破仑的心理的部分，象是在拿破仑被指控以后为他提出的辩护辞，是富有特色的。

    马德兰是这个时期的法国“学士院派”拿破仑历史编纂学的代表人物。他以写《富歇传》知名。1904年起从事有关拿破仑的写作；主要著作有：《执政府和帝国》(二卷，1932年)、《拿破仑》(二卷，1934年)；1930年六十五岁时起，又陆续刊行十三卷《执政府和帝国史》。1924——1920年间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7年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并和马松一样长期任该院常任秘书。马德兰作为“学士院派”的拿破仑史学家，是以十分尊敬的态度和完全颂扬的笔调来写拿破仑的。《执政府和帝国》第一卷第三章《共和八年的波拿巴》，正表明了马德兰的这种态度和笔调，以及他对拿破仑及其时代的基本观点。

    马德兰认为，拿破仑在1799年三十岁时，“他的原就非常坚强的个性达到了更加成熟和更加坚实的地步”。他“既不是马略，也不是苏拉，……他……已经超过了他的所有的前辈”；“他……隐藏着深厚的情感，……理智几乎始终是主宰者”，而他的意志则“在国家事务中表现为不可毁损的权威精神”。马德兰在指出拿破仑的“智慧的特点”以后说，这正是希望从废墟中恢复过来的法国所要求的“一位具有领导人的全部才能的人物”；而“他的观念又恰恰是符合于全国热望中所产生的那种观念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呢?扼要说，是拿破仑“憎恨1789年到1792年这段时期”，或“很难相信他会赞同从1789年到1792年所出现的一切破坏性括动”。拿破仑曾经说过：“国民公会的罪恶要少些，它拯救了祖国”。于是马德兰说：“征服了的天然边界，提高了的法兰西的光荣，准备好了的法兰西霸权”才“是他所认为的革命事业中的最美好的东西”，才“承认大革命是件大好事”；而拿破仑则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事业”和这件“大好事”。而这，也正是第三共和国及其拿破仑史学的向往所在。

    在“大学派”中，奥拉尔曾较早从事拿破仑研究。1911年出版的《拿破仑一世和大学的垄断》，就是他研究拿破仑的教育改革的作品。奥拉尔是“大学派”的奠基人，尽管和马蒂埃的学术观点不同，但是从他起，经马蒂埃到勒费弗尔以至今天的索布尔，都先后是巴黎大学法国大革命史讲座教授。“大学派”的拿破仑史学就是“大学范围”内的拿破仑历史编纂学。勒费弗尔的《拿破仑》(1936年)是当时这一派的最著名的著作；1965年印行第五版，经他的学生索布尔增订，计共六百二十六页。

    勒费弗尔认为，拿破仑在“充当皇帝的最后几年里，他为他自己的无所不能惊呆了，为他自己的无所不知冲昏了头脑”，他“是从他的自豪感和对别人的蔑视中汲取力量的”。勒费弗尔承认拿破仑的这句话是正确的：“说我是雄心勃勃的人，但事实并非如此，……至少，我的雄心是和我的存在状态如此地密切关联着的，它们是一回事。”又指出，“波拿巴生来爱好的独裁，符合于他的专门职业（军官）的正常实践”，他“是以一名将军的身份取得权力，也是以这种身份来行使权力的”。另外是，拿破仑向往荣誉，“集中其眼光于世界上的伟大领袖：亚历山大、……恺撒、奥古斯都、查理大帝，……为促成他们的事业的那种巨大的精神的热情所激动。……就他而言，法国和人类不过是一些工具而已。”因此，“探求拿破仑政策的极限或者探求他达到了哪里之后就会停步的最后目标，是没有意义的。”勒费弗尔说：“这就是罗曼蒂克的拿破仑，这就是一种谋求扩张的力量，而为了扩张，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冒险演出的场所而已。”

    勒费弗尔随后还着重指出：“作为一个成功的军人和哲学家们的弟子，“拿破仑”憎恨封建制度，人民之间的不平等和宗教上的不容忍，”而他“看到在开明专制政治下，权力能够和政治、社会的改革协调一致，他就成了这种协调的最后的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在这个意义下，他是属于大革命的人”。这里，勒费弗尔显然指明：拿破仑是法国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是对法国大革命所要求的政治、社会改革作出了贡献的人。

    从勒费弗尔的论述，对照马德兰的一些观点，可以看出“大学派”和“学士院派”拿破仑史学之间的根本差别：

    首先，“大学派”不象“学士院派”那样把拿破仑当作“一位具有领导人的全部才能的人物”来加以颂扬，而是认为这是一位起过巨大作用，有过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要求历史地、有分析地加以研究。



其次，“大学派”不认为法国大革命必然要导致军事独裁，虽然勒费弗尔也曾以为在当时情况下不能不有一个有权威的政府，但并非必然要出现象拿破仑那样的统治体制。出现这种体制是“拿破仑生来爱好的独裁”，凭一名将军的身份取得权力和行使权力的结果。

    其三，“大学派”反对把拿破仑同法国大革命分隔开来，反对拿破仑“憎恨1789年到1792年这段时期”之类的说法。反之，正是拿破仑曾尽力于继续1789年所开始的政治、社会改革，从而表明他是和大革命密切相连的人——“是属于大革命的人”。

    其四，“大学派”不同意“学士院派”把拿破仑当做“几乎始终”为理智所主宰的人。反之，“拿破仑向往荣誉”、钦崇古代英雄们的业绩。勒费弗尔并曾说过：古代英雄们“是榜样……增长了他那种……着魔般的行动”。


“大学派”的拿破仑研究，还将继续发展，继续深入。

最近三十余年来

——开拓领域，走向综合?

      从第二帝国到第三共和国止的数十年间，拿破仑研究的成果，总的说来是丰硕的。但研究领域似乎还有待扩大，某些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加强。本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的一些拿破仑研究者在研究成果的检阅中，就已感觉到了这一点。1921年，帕里塞在拉维斯主编的《法国现代史》第三卷中提出的有关此项研究的概况，就是一个例子。当然，拿破仓研究的领域并非无所开拓。从上世纪末起就有好些有关拿破仑时代的财政、银行、贸易、民事立法、社会生活、工人阶级状况、工业、被占领国家和地区、教育、宗教等的著作。但是很明显，拿破仑研究还将随着史料的新的展现，继续深入到各个领域中去，并在这种全面研究的基础上走向科学的综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确又出现了不少有关拿破仑的史科。除1955年印行的《玛丽.路易丝给拿破仑的信》以外，1958年奥地利政府又从奈伯尔格家购得玛丽.路易丝和罗马王的信共八千件，公开供所史学家使用。1967——1968年，让.蒂拉尔选编了三卷《拿破仑.波拿巴的文学作品和军事著述，1786—1815年》，其中有新搜集到的拿破仑早年的一些底稿。1972年，法国政府购得执政府第二执政、第一帝国大法官康巴塞雷斯写给拿破仑的四百多件信稿，也已由让.蒂拉尔编成两册出版。法国作家安德烈.卡斯特洛于1968年刊行《拿破仑》一书，引用了拿破仑的“波兰配偶”玛丽.瓦莱芙斯卡伯爵夫人的《日记》和拿破仑写给她的十五封信，这也是前所未见的材料。玛丽于1806——1807年拿破仑在波兰时受到眷恋。1809年拿破仑在维也纳又和她生活在一起，生了一个儿子：亚历山大.瓦莱芙斯基伯爵。急于想有一个皇储的拿破仑由此证实：不能生育的是约瑟芬而不是他自己，决定和约瑟芬离婚。

      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各级政府机构、法院、银行、企业等的某些档案材料和法国以外一些国家的某些档案材料，也陆续被使用了，这为开拓拿破仑研究的领域创造了条件。近几年来法国出版的施兰基维茨的《执政府和帝国治下任命的法兰西银行的董事和监察》(1974年)、路易.贝热龙的《从督政府到帝国的巴黎的银行家、批发商和工厂主》(二卷，1975年)和德国出版的贝尔丁的《在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的拿破仑的威力和社会政策，1607——1819年》(格廷根，1973年)等，都是在一些较新的领域中研究拿破仑及其时代的。不过，总的看来，研究工作还是比较侧重在原来的政治、军事、外交、家族等方面。法国作家让.蒂里引用一些欧洲国家的档案材料，几乎写遍了拿破仑从乌尔姆到滑铁卢的所有的战役。写家族和传记的也不少，如法国巴泰的《拿破仑未被揭示过的青年时代》(1954年)、德科的《莱蒂茜娅，皇帝的母亲》(1959年)和英国汤姆森的《路易.波拿巴》(1954年)以及克那普顿的《皇后约瑟芬》(1964年)、斯塔克顿的《波拿巴家族》(1966年)等。在这一类著作中行销最广、影响较大的是上面已经提到过的法国安德烈.卡斯特洛的《拿破仑》和早一年——1967年出版的《波拿巴》。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的弗利克斯.马卡姆也写有《拿破仑》(1963年)和《波拿巴家族》(1976年)。马卡姆还是1966年新版《剑桥近代史》第九卷的一位执笔者。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是拿破仑研究中活动频繁的时期。1962年是拿破仑远征俄国一百五十周年，苏联发表了一批有关这一战役的文件和论著。1965年是维也纳会议一百五十周年，第十二届国际历史学家代表大会(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维也纳举行了学术讨论会。1969年是拿破仑诞生二百周年，1971年则是逝世一百五十周年。尤其在诞生二百周年的1969年，法国各地和一些西方国家：意大利、比利时、联邦德国、美国等的一些地方，或举办文物展览，或进行专题讨论；这种讨论也有邀请别国的专家学者参加的，如意大利“拿破仑研究全国中心”召开的“二十世纪的拿破仑史学”讨论会，就有十一个国家的历史学家参加，提出论文。从这些论文和讨论的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一些国家的拿破仑研究的情况和动向。在此期间，许多国家的报章杂志还发表了不少有关研究拿破仓的文章。
   
      法国在拿破仑诞生二百周年前后出版了一些专著：戈德肖的《拿破仑时代的欧洲和美国，1800——1815年》(1967年)和增订出版的1951年旧著《法国革命和帝国时期的制度》(1969年)，米斯特莱主编的《拿破仑与帝国》(二卷，1968年)；索布尔有三部著作：《督政府和执政府，1795——1804年》(1967年)、《第一共和国，1792——1804年》(1968年)和《第一帝国，1804——1815年》(1973年)。其中第一、第二两部书，分别写了十年和十三年，把历来所说的“拿破仑时代”和“法国大革命”与“督政府”都连接了起来。这当然不是什么创举，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就从1789年写到1814年；还可以举出其他许多例子。同时，把这个时期的历史分段来写，也并非表明全都是为了“分割”历史。不过，索布尔之所以这样写，却在于着重反对以雾月政变为“界线”来分割法国大革命。索布尔于1969年还曾说：“以雾月为标志的这种分割，为围绕着执政府的长期传说所夸大了，但决不容许用来掩盖拿破仑时代和大革命时期的本质上的一致。”这是“大学派”拿破仑研究的很重要的主张。在《第一帝国》一书中，索布尔用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写《帝国的基础》，包括人口、经济、战争中的农业、商业和工业化的开始等，这也表明了“大学派”拿破仑研究的一种新的趋向。

      为纪念拿破仑诞生二百周年，法国近代史学会于1969年10月25——26日在索布尔主持下召开了以“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为主题的讨论会，索布尔在会上作了《拿破仑：英雄、传说与历史》的书面发言，随后宣读了四篇论文，迪帕基埃：《拿破仑法国的人口问题》；贝热龙：《拿破仑法国的经济问题》；蒂拉尔：《帝国时期法国的社会问题》；戈德肖：《革命时期各项制度在拿破仑时期演变的意义与重要性》。这些论文分别对拿破仑时代法国国内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超出了从来的政治、军事一类的框框，扩大了拿破仑研究的领域。对于了解拿破仑统治，了解当时的人口和人口调查，了解经济状况：外贸、货币、工业化，农业——大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了解社会分化、新贵和旧贵族、工人阶级及其生活条件之类，了解拿破仑制度的实质，以及各项政策和所实施的某些改革对确立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等等，都是有益的。讨论会还宣读了另一些专题性或地区性的论文。

      索布尔在那次讨论会上的书面发言：《拿破仑：英雄、传说与历史》，在简要论述了历来对拿破仑的赞颂和诋毁以后说：“不管辩护也好，诟骂也好，都是向个人崇拜低头。用这种方式来对待问题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方式硬是把这位伟大人物(无疑，他是伟大的)放在历史以外，而不是把他同历史融为一体，以便更好地去了解他。”索布尔作为当代拿破仑研究的“大学派”主要历史学家，反对索雷尔、旺达尔和官方的拿破仑史学。

      官方拿破仑史学的一个说法是：“大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独裁，而获得天然边界，法国又注定要陷入继续不断的战争局面中去。”索布尔认为，承认这种说法，就是承认拿破仑的政策是受历史决定论的逻辑的支配的。他为此也批评了同意这种说法的他的老师乔治.勒费弗尔，指出：“军事独裁制本身并不意味着世袭君主制的恢复，更不意味着贵族阶级的卷土重来，自然也不意味着征服的扩大，而拿破仑的事业却恰恰意味着上面这一切。这种事业虽然也曾为形势所促进，但仍然渊源于他自己获取权力的意志。”

      已经提过，索布尔是否认把雾月政变作为新时代开始的一个标志的，因此，他反对用雾月来“分割”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拿破仑的异乎寻常的命运得之于大革命，大革命为他的生涯开辟了道路。”他还说：拿破仑“循着大革命的足迹所从事的活动，却为时代划下了很深的痕迹”，他给这个由于十年动乱而没有了适当基础的新国家……提供了一种行政休体制”，他使那个富有阶级“重新获得了他们在社会上的支配地位”，还“把现代国家和社会的那些原则不但引进法国，而且带给了所有曾为法国占领过的国家”，加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索布尔认为，历史学家不能“低估征服和扩张的结果”，应该看到“拿破仑的胜利保证了大革命的原则在整个欧洲的传播，……‘启蒙哲学’和大革命思想的传播，人民主权原则的宣告，预示着随后的民族觉醒，……”总之，“拿破仑确实激励了这一觉醒。”

      所以，拿破仑的影响只有在随着自1789年起推动法国和欧洲的那股潮流向同一方向流动的时候，才是值得重视的。索布尔同意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基佐在《法国的文明》中把拿破仑的活动分为前后两期所提出的评论：“在此以前，这位伟人曾把他的卓越的智慧和坚强的意志为普遍的意图、共同的心愿服务；现在，他却要公众的力量屈从于他个人的目的和欲望。……人们同他分手了；于是这位伟人成了孤家寡人，从此垮台，……所有他业绩中的纯粹个人的和独断专行的部分，也都跟他一起垮台了。”

      卡斯特洛是法国当代专写历史题材的多产作家，就其所写的有关拿破仑的作品来看，他似乎是这个时期的“学士院派”拿破仑史学的继承者。他在拿破仑诞生二百周年前连续出版的《波拿巴》、《拿破仑》，恰好写了波拿巴.拿破仑的一生。《拿破仑》这部书近一千页，分为三十四篇，从拿破仑加冕到遗骸归葬，历历叙来，冶军国大事和私人细故、法令、文告和遗闻逸事于一炉。他使用了大量材料和前人论著；还到圣赫勒拿岛、马蒂尼、阿雅克修、莫斯科、维也纳、瓦格拉姆和奥斯特利茨附近的奥次特等地进行过探访；又用现代新闻报道的方式写成，描绘场景，加进对话，这是西方近二十余年来流行的一种写法，具有生动有致的特点。

      卡斯特洛写的是拿破仑及其事迹，可并不写拿破仑当时的社会、经济等状况；甚至一些军政大事也语焉不详。例如大陆制度，似乎只是为了要说一下对里斯本用兵的原因才提到的。反之，却用整整一篇——第六篇写拿破仑的“波兰配偶”，用上了新发现的拿破仑的全部“情书”。又如1806年拿破仑占领耶拿后继续东进，直入柏林，他着重写的是，拿破仑骑什么马，穿戴些什么，进哪一个城门，禁卫军怎样打扮，后面跟些什么人等。他尽力避免直接批评拿破仑，在每一篇的标题下引用一句拿破仑自己说过的话，引用的话有不同的内容，其中就有拿破仑的“自白”。如第九篇的标题：贝荣纳的阴谋或“不可抗的斜坡”，下面引用的是“信守诺言的最好的方法是不作诺言”。第十篇的标题：西班牙或“致命的难局”，引用的是“我的最大的错误是远征西班牙”。而这，或许也就是作者对拿破仑的批评了。卡斯特洛非常推崇他的。学士院派”前辈路易.马德兰的著作：《执政府和帝国史》，说：这是“所有写我们历史上最动人的时代的人的圣经”。

      马卡姆是英国当代的一位拿破仑研究者。除上面已经提到的著作外，还写有《拿破仑与欧洲的觉醒》等。他那本于1975年出版的《波拿巴家族》，主要在于表明：尽管不应夸大拿破仑的科西嘉岛出身的重要性，但是具有持续的影响的是，他的出于家族情谊的考虑往往超过了他的政治判断。强调拿破仑的科西嘉岛出身，强调他的“家族情谊”，在拿破仑研究者中原是比较常见的。所谓“拿破仑家族”，一般是指拿破仑的母亲和两位皇后，他的长兄和六名弟妹，约瑟芬同其前夫所生的子、女。马卡姆的这本书，共分九篇，从《科西嘉岛出身》写到《第二帝国》，加上了罗马王、拿破仑三世等人，还补充了数十年来波拿巴家族某些后裔的情况。每一篇以一、二件“大事”为中心，记叙这个家族中一些盘根错节的事情，包括相互之间纷争、倾轧、耍手段、搞阴谋之类的事情。例如波拿巴一家都不满拿破仑和约瑟芬的婚姻，都不满约瑟芬；又如在雾月政变中出过力的五百人院议长、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从来就怀疑拿破仑的为人等等。吕西安在波拿巴全家离开科西嘉岛以前，曾写信给他的长兄约瑟夫说：“我以充分的信任告诉你，我老是从拿破仑那里发现一种并非严格地自私、却在他身上显得是超过了他对公共利益之爱的野心。我真诚地相信，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他是一个危险的人。”

      拿破仑在雾月政变中取得了政权，从此扶摇直上。吕西安从1804年后却寂然无闻。原来吕西安娶了一个贫家女子——南方一家小旅店主的女儿，一说是一个破了产的投机商儒贝尔通的孀妇为妻，坚决不肯离婚，宁愿放弃帝国亲王的称号，同拿破仑长期睽离。还为了避免在拿破仑统治下生活，带了他一家从意大利曼图亚城出亡到美洲去，为英国海军截获，到“百日”时才回来。从这种记载来看，马卡姆所说的拿破仑的出于家族情谊的考虑，或许过于夸大了。再如马卡姆在写到三岁就和拿破仑分离的罗马王时说，罗马王在外祖父家被严格地按照奥地利王子的方式进行教养。拿破仑失败后，罗马王之类的称号被撤消了，改称为赖希施塔特公爵，连名字也改为法兰西斯。玛丽.路易丝极少去看望他。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要是约瑟芬是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就不会被葬在圣赫勒拿岛，而我也不会在维也纳这里呻吟憔悴!”看来，这种情况也是对“家族情谊”的嘲弄!马卡姆在他的书里有一段说：吕西安没有同意把他的十三岁的女儿嫁给西班牙王太子，以致拿破仑不可避免地犯了搞掉西班牙王室的错误，吕西安“应该间接地，然而是实在地分担使拿破仑帝国倾覆的责任”，这是不是又过分夸大了“家族情谊”呢?

      这里，得提一件事，上文说过，德里奥主办的《拿破仑研究》杂志于1935年停刊。早在1931年，以德里奥为首的法国的拿破仑研究者为了支持这个杂志，曾组织“拿破仑之友社”，把杂志作为它的机关刊物，借以扩大它的社会基础。不久，“拿破仑之友社”改称“拿破仑研究所”，从1938年到1947年，研究所先后在德里奥和菲科普.萨尼亚克主持下，出过《期刊》，《汇编》，刊载和报道有关拿破仑研究的成果和各种资料，使德里奥从1912年开始的这项工作得以延续下来。1947年，巴黎大学教授马塞尔.迪南被选为研究所所长，改《汇编》为《拿破仑研究所杂志》。1974年，迪南因年高(八十九岁)解职，由上文提到过的编过几种拿破仑史料的，他的学生让.蒂拉尔继任。这是法国在六十年代出现的从事拿破仑研究的新秀之一。

      蒂拉尔(1933——)历任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校导师，第四研究部主任，1965年起任校长，1971年起兼任巴黎大学大革命史课程的教学工作。他的关于拿破仑的主要著作有：《反拿破仑》(1963年)、《拿破仑的神话》(1971年)、《拿破仑或救世主的神话》(1977年第二版)、《拿破仑和帝国的新贵阶级》(1979年)等。他所主持的研究所和杂志，虽然是由德里奥的那个组织和刊物演变而来的，但他和迪南一样，都是在大学工作的。他的拿破仑研究不偏向拿破仑，也不搞沙文主义，可以说是属于大学派的。他的研究的特点之一，似乎还在于并不仅仅着眼于拿破仑个人(这是过去存在于这种研究中的通病)，而且注意到当时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把所有这些同拿破仑的活动融合在一起。如他写的《拿破仑或救世主的神话》，全书除《导言》和《结语》外，分为四编，共二十五章，评述拿破仑的一生。以经济为例．他在提到1801年拿破仑克服经济危机时，就使用了新的(七十年代的)法国经济史研究的成果，在写到拿破仑战争时，又阐明了这位法国皇帝扩大工业产品市场的意图；在展示拿破仑所采取的某些振兴工业的措施时，也表述了帝国时期工业革命的发展进程，如此等等。还提出：强国的工业产品无法满足欧洲的需要，满足俄国的需要。大陆封锁，使法国港口萧条。这个失败也导致了帝国的失败。蒂拉尔还认为，1799年，法国的新贵名流急需一个原则、一位人物来保卫1789年革命成果，保卫他们的既得利益；既不要向过去倒退，也不能再使革命前进。这个原则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位人物就是拿破仑。拿破仑正是这样得到了新贵名流的支持，掌握了政权。但是，拿破仑扶植新的贵族阶级，信用旧贵族，被认为是向过去的倒退，而1809年同奥地利皇室联姻，更被认为是向过去倒退的证明。新贵名流越来越和拿破仑暌离了．蒂拉尔把他的这部著作的第四编题名为“背叛的新贵名流”，并指出：“1808年是拿破仑冒险事业的转折点，是(这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