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四”惨案与中国式愤青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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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抗战和淞沪会战爆发70周年，本来想在8月14日动笔写这篇文章，由于出差，晚了几天，今日补之。:victory:

淞沪抗战的何时爆发？众所周知是“八一三”，那么“八一四”惨案呢？相信大部分人不甚了然。我原本也不甚了然，可是在《战争史研究》06年9月第15册上偶然看到了这一鲜为人知的事件内幕，让人无语。


[ 本帖最后由 diaoduoxi 于 2007-8-18 20:34 编辑 ]

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空军屡以日本海军侵华舰队为目标，对其展开攻击行动。然则屡次轰炸均未命中，反而使得上海市民遭受池鱼之殃。8月14日下午4时许，南京路外滩华懋饭店与汇中饭店之间的一段马路上，突然掉下4枚炸弹，将附近店面炸得粉碎。未已，又有一架飞机从天空轧轧飞过。上海市民涌向高楼阳台和马路上观看，只见机内丢出黑沉沉的一个炸弹，不偏不倚地落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界的大世界十字路口，随后就是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正在路口指挥交通的越南籍巡捕当即被炸为肉酱，周围行人死伤狼藉，伤亡人数达400余人。


第二天，报纸刊登中央社消息，称一架中国飞机在袭击黄浦江中的日舰出云号时，被炮弹击中弹架，因而滑落炸弹两枚。但是上海市民推测为该机被击中后打算飞往虹桥机场降落，为了减轻自身重量，想把炸弹扔在跑马场的广场上（今上海市政府），当因心慌意乱，炸弹落在了附近的大世界路口。


半个世纪以后，中国航空界元老王倬先生在其回忆录中透露了大世界炸弹惨案的真相，不禁令人咋舌。原来，8月14日当天，中国空军指挥部得到情报。有敌航空母舰1艘在钱塘江口大戢山海面行动，即派第二轻轰炸机大队的诺斯罗普飞机6架，各携带800磅炸弹1枚，前去轰炸。到达该海面时，日舰已逃无踪影，遂带弹返航。返航途中经过上海跑马场附近时，其中一架祝鸿信分队长驾驶的飞机发动机稍有故障，于是减速飞行。后座的轰炸员雷天眷愿在吴淞商船学校学习，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学校被日军炸毁，乃进入航校学习轰炸，此时追及此事，复仇心切，又痛恨上海这个“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以及跑马场这个“赌博与剥削的场地”，于是没有得到机长同意，顺手便将那颗比人还高大的炸弹轻轻一拉，可怜一点怨念，竟使无数无辜同胞血肉横飞，死于非命。


如果当时国民政府把真实情况公布，必然在民众中激起对空军的怀恨情绪，因此乃由中央社发布了一个不真实的新闻，并对受害者进行慰问，聊平民愤。出事当天，蒋介石即电责第二大队长孙桐岗治军不严，记大过两次，撤职留任，肇事者雷天眷押解南京，交军法严办。后中国空军派机赴日本进行“纸片轰炸”，才由空军总指挥毛邦初等人向蒋请求宽大，准其随机前往，雷天眷戴罪立功而获释，后在空战中为国捐躯。

“愤青”，是“愤怒青年”的简称。据说最早来源于德语（还请KK和SS兄指教），注释为：无知冲动的青年。 这是一种比较经典的解释，现在网络上的愤青属于此类。此类人又被蔑称为“粪青”，简称FQ。
   


现在还有另一种不常用的解释：“愤青”指“愤怒青年”。“愤青”这个称呼早在1970年代的香港已经出现，当时特指一班对社会现状不满，而急于改变现实的青年。


毫无疑问，无论取那种定义，雷天眷都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其极端行为并非是由于精神失常或者人为疏忽导致的，而是深深根植在其头脑中的一种社会仇恨情绪和“愤青”思维模式在推波助澜，由此铸成大错。


当然，我认为，早在“愤青”这个词诞生以前，愤青们就活跃于历史舞台之上了，不唯今天所独有。此辈或高居庙堂之上，封妻荫子，世代景仰；或蛰居山野，大志难成，郁郁而终；更有身败名裂，贻笑大方，遗臭万年之徒。他们虽遭遇不同，但“道不同理同”，造就“愤青”和“愤青思维”的温床，就是“愤怒”，或者说仇恨。


仇恨是愤青基本的世界观，也是他们用来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一方面，他们对社会和他人满怀怨望，气度狭隘、好猜忌、目光短浅、自命不凡、野心勃勃。另一方面，他们迷信强权，崇尚暴力，善于煽惑人心，主张用简单粗暴的手段一蹴而就地达到目的，一劳永逸地改造世界，从来不考虑社会后果。他们嗓门大，拳头硬，行事轻率但比较迅速，因此对大众而言，愤青的言行，有时相当具有吸引力。

愤青思维主张用暴力统治一切。那么要保持暴力统治的稳固性，长期性和权威性，必须将暴力合法化，这就是所谓法律恐怖主义，在古代称之为“苛政”或者“暴政”。秦始皇为政严苛人所共知，然而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愤青思维如果露骨地使用单纯的法律暴力仍然不能保证统治的稳固。于是，甚至早在秦始皇之前，就已经有“精英化”的愤青开始考虑如何优化暴力的合法性，并为自己的逻辑披上道德的外衣。

此类“精英化”的愤青，首推孔子和他的一些门徒。《荀子》记述： “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先）诛之，得无失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云：“（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也就是说，孔子在鲁国由司寇代行宰相职务才七天，就杀死当时鲁国的大夫少正卯，理由是少正卯兼有五种恶行，并且在家里聚众成群，鼓吹邪说，哗众取宠，已是小人中的雄杰，所以非杀不可。（当然，也有人说此事纯属杜撰，待考）


退一万步，假设少正卯当真罪大恶极，孔子杀之，也算为民除害，应当把“杀无道”这种精神发扬光大。可是再看一看孔子的其他言论，就不大对头了：“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篇第十二》）


显然，孔子在这里发生了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孔子显然是自以为“有道”的，那么少正卯自然是“无道”，那孔子杀少正卯显然是“杀无道，就有道”，他自己也是吹嘘肯定自己这种行为的，那为什么又要在别人面前否定“杀无道，就有道”的逻辑，而且提出“焉用杀”这个命题呢？反问一句，孔子对少正卯“焉用杀”？可见夫子的逻辑已经混乱到语无伦次的地步了。


同样的逻辑混乱还体现在孔子的政治理想上，孔子号称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实现“克己复礼”，恢复周政的“伟大事业”中去。但是其愤青思维的膨胀产生了强烈的霸权主义冲动，以至于要把国家投入到一场没有实际利益的战争中去，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公元前481年，齐国的权臣田成子杀齐简公、立平公，更加专权。孔子认为这种行为非常无礼，大逆不道，请求鲁哀公出兵干预。鲁哀公已经得到齐国的好处——田成子为了巩固权力，退还了侵占鲁国还有卫国的土地，以土地换和平；因此鲁哀公不愿出兵，再说鲁国也不是美国，没有什么干涉的资本，因此把孔子打发到当时掌权的三桓那里去，三桓这样的现实主义掌权者自然也不会把孔子这种愤青逻辑放在眼里，一场“仁道主义”干预行动流产了。


从上面的事例可以看出，孔子对利用精心粉饰的法律恐怖主义和血腥的军事行动有很大的热衷。因此，他在管仲的评价问题上再次发生了逻辑混乱和人格分裂。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 宪问第十四》）


非常露骨的对霸权的称赞和仰慕！谁都知道管仲辅佐齐桓公的目的根本就是为了齐国的霸业，这显然是对所谓“周礼”的挑战和背叛。孔子怎么就不说管仲大逆不道呢？而且还给予很高的评价。孔子大概也意识到这种逻辑上的混乱，因此设法弥缝——“子路曰:‘恒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恒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功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第十六)。


呵呵，看看，管仲称霸“不以兵车”，显然是不用暴力的和平手段，当然符合“克己复礼”的逻辑，是“仁”。那么再反问一句：孔子解决田成子问题为什么不愿“不以兵车”呢？


由此可见，孔子通过割裂严酷的法律手段和意识形态灌输的关系，割裂军事力量和国家地位的关系，完全抹杀法律和军事暴力的威慑作用，而单纯把治国之道描绘成“焉用杀”的纯道德教化，把管仲的霸业描绘成“不以兵车”的纯理想主义政治的成功，从而粉饰了愤青思维的暴力内核。


顾准先生说得很分明，孔子“若真的当起权来，他的做法其实和管仲、商鞅是一样的。杀少正卯，隳三都，已见端倪。他自己心里明白，仁、恕是讲给别人听的，是教化芸芸众生的，至于当权的人要成霸业，不心狠手辣，芟除异己是不行的。”


顾先生又说，“后代史家，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一直是内法(或荀)而外孔，以孔做羊肉，挂招牌，以荀或法做实际。这一套其实开始于孔子本人。“


这种政治道德虚伪性，这种言与行的矛盾，贯穿中国历史，也贯穿着愤青思维。鲁迅先生早就指出，权力者满嘴仁义道德，却是不需要自己去实行的，他们要做的，巧取豪夺而已。所有教义教化，其实都是针对非权力者，针对老百姓的。两千年的不断“城头变幻大王旗”，不变的是权力的实质：“吃人”二字。


至于“吃人”，恐怕不仅是肉体的杀戮，还有扼杀个性，灭绝人性的这层意思。高层“精英化”的愤青思维所倡导的“合法”暴力，“合理”暴力，用仇恨的眼光看待社会，用严酷的统治压榨国民，不仅把灭绝人性在历代暴政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更造就了一大批同样灭绝人性的“草根”愤青，引起了灾难性的暴力反弹。



[ 本帖最后由 diaoduoxi 于 2007-8-18 21:11 编辑 ]

“精英化”的愤青对于法律的推崇，并不在于法律程序本身的公正和规范，而只是法律能够体现他们暴力治国的权威性。孔子赞扬他的学生子路的办案效率高：“片言可折狱，其由也与？”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一两句话就可以对官司定性，大概就是子路了。”（并且，子路答应办的事，从不拖延过夜）。
　　
子路的强悍作派与法律操作的粗鲁，得到了老师的认可，至少没予批驳。这种法律恐怖主义连儒学内的人都不能认可，由是可见当时孔子在鲁的执政是多么不得人心！康有为在注解《论语》时说：“天下狱情至变伪，虽有圣者，不能不听两边之词，子路虽贤，无由是理也。”
　
　谁说“无由是理”？汉武帝刘彻的《沉命法》就很有“是理”。他超越孔子对草民（德风至草民必偃）的仇恨，把法律性的仇恨提高了档次。
　　
汉武帝重用酷更、滥施刑罚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盗贼越来越多，小官吏与老百姓也拿法律不当回事儿了－－反正不知哪天犯上哪事儿，干脆就不考虑了，任性而为吧！朝廷派专人讨伐也不见效果，一时间，打散了群盗，过一段又骤然而起。所以当时称为“东方群盗蜂起”。

面对盗贼猖獗、吏民轻法的情形，出台了一部《沉命法》。该法称：“盗贼兴起而没发觉，或虽发觉了而逮捕时又不符合时限规定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员至小吏、主管官吏都要处死。”当时出了一个叫暴胜之的人，任直指使（也称绣衣直使，因穿绣花制服故），手拿木杖和代表皇帝授权的斧头到处杀戮官吏。二千石（正部级）以下秩位的，不知杀了多少。凡（正部级以下）当官的都怕他。中国历史上“暴君”一词的由来，最初不是指皇帝的，实是由暴胜之而起。时人称之为“暴君”有双重含义。

对法律的迷信，对底层社会的仇恨，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种不变的特色！严刑峻法成了滥用法律、惩罚过度的循词，也造成了皇室内部的悲剧——直指使江充诬告太子谋反，太子不得以杀江充起兵造反，最后兵败自杀。武帝深受打击，最终有所醒悟。

孔子与汉武帝法律恐怖主义的失败，都与权力密切相关。孔子想利用法律恐怖来制造政绩维护权力，甚至表达国际干涉的权力，但仇恨使他终于失败。刘彻对社会的全面仇恨，也终导致他对自己权力的维护，最后导致父子反目成仇。
　　
由是观之，仇恨、阴谋与权力在不同的点上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由权力而仇恨，又由仇恨而阴谋，再由阴谋而权力，此中缺一不可。不为权力（含利益），仇恨无所生；没有仇恨就不会寻找消灭对手的方法，为了方法得当必找最佳方案，这就叫阴谋；阴谋的最后价值，就体现在权力是否获得上。
　　
这个三角构架在社会内，还不易被察觉，一旦到了集团内部纷争时，就显得十分明显了。在这个三角中，操作的最熟练的莫过于秦二世、隋炀帝，而他们一时成功的社会时滞后果则是整体崩溃。自东汉以来，中国每一个大帝国末期都会出现“蜂涌”的反叛者，准确地说是复仇者。而后来的复仇者变得越加聪明起来，利用儒家均贫富的伦理作为自己的合法化基础，更加有利地动员了社会底层。
　　
这种复仇式的愤青思维，到了唐宋元明清完全“暴民化”了。愤青思维“暴民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痛快淋漓地报仇，屠城，杀它个精光。纵观东汉以来到隋朝，虽逢反叛的高潮，但没遇上大规模的屠城，可算不幸中的万幸了。唐代则没那么幸运了。
　　
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率军攻克长安，把没来得及逃跑的李唐宗室全部杀掉，一个没漏。杀宗室如此，就不用说官吏了。所以，有诗曰：“朱门甲第无一半，天街尽踏公卿骨。”
　　
黄巢以贩私盐的社会边缘人物起家，他也有过科举进仕的梦想，只是多次参加考试没能考上，不免地要对现行体制报以不满，乃至仇恨。加之，贩私盐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在与官方的博弈中免不了要受贪官污吏的敲诈乃至侮辱，由此也埋下了深刻的仇恨的种子。假使他进入体制内，或许以合法的暴力报复当初处罚他的低级官吏，比如以肃贪为名杀一批查私盐的官吏。但那个概率很小－－不一定出任监察类职务，而且可能的杀人数也较小。

历史并没给黄巢这样的机会，他只有用超常规的杀戮即屠城，渲泄心中的不满了。从他的言志诗中就能看出：

不第后赋菊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可见，底层社会的仇恨已经根深蒂固，形成文化遗传的一部分。如果说黄巢的诗歌还有些精英韵味的话，张献忠的“七杀碑”则完全是“草根”愤青思维的表白了——“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愤青思维的“暴民化”倾向，由此达到了一个高峰。

从“杀杀杀杀杀杀杀”到“八亿人，不斗行吗！”；“谁敢反对M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再到“宁可台湾不长草，也要收回台湾岛”，“建议对日本实行核平主义外交政策”之类的“绝句”。愤青思维的暴力内核也随着仇恨与武器的升级而无限扩大了。

[ 本帖最后由 diaoduoxi 于 2007-8-18 21:13 编辑 ]

中国的王道（政治道德）之所以虚伪，就是在人的经验（特别是感情）中投下道德者的假象，形成温柔性，而把实际政治中的残酷性掩盖了。它形成了人们对统治者的幻想。对统治者的幻想，当然就是对权力的幻想，中国的愤青，无论“草根”和“精英”，在权力面前，无一例外地成了牺牲品。

精英化的愤青，以传统官僚士大夫为代表，把“明君贤相”，“君臣之道”这一套看成“真理”。他们的一生，就是不断向皇上，不断向掌权者追求“真理”，通过自己的表现实践“真理”的过程。但是掌权者的“真理”在于贯彻自身意志的至高无上性，这又往往同官僚对“真理”的理解背道而驰。这就构成了悖论，也就注定了精英化的愤青理想必然幻灭的结局。

方孝孺的事迹可以作为这一悲剧的典型。他身上几乎具备了一个愤青所应该具备的一切特征——有点文化，脾气倔强，自视甚高，手段激烈，但头脑简单，自作聪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起先想效法晁错，进行削藩，俨然以帝师自居。搞得真正的实力派燕王起兵造反了，他倒是不急不忙：“建文三年，燕兵掠大名。王闻齐、黄已窜，上书请罢盛庸、吴杰、平安兵。孝孺建议曰：‘燕兵久顿大名，天暑雨，当不战自疲。急令辽东诸将入山海关攻永平；真定诸将渡卢沟捣北平，彼必归救。我以大兵蹑其后，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适至，宜且与报书，往返逾月，使其将士心懈。我谋定势合，进而蹴之，不难矣。’”一派愤青特有的乐观情绪，认为敌军一定会分崩离析。可是似乎燕王的部下都挺忠诚的，而且“燕王亦不奉诏”。

为了稳住建文帝，燕王派了一个叫武胜的指挥史来京，提交一份停战申请。方孝孺又来劲了：“‘兵罢，不可复聚，愿毋为所惑。’帝乃诛（武）胜以绝燕。”彻底撕破脸皮了，结果怎样呢？“未几，燕兵掠沛县，烧粮艘。时河北师老无功，而德州又馈饷道绝……”不打不知道，一打真要命，原来燕王不好对付啊！方孝孺又想馊招：“以燕世子仁厚，其弟高煦狡谲，有宠于燕王，尝欲夺嫡，谋以计间之，使内乱。乃建议白帝：遣锦衣卫千户张安赍玺书往北平，赐世子。世子得书不启封，并安送燕军前。间不得行。”

由于愤青的志大才疏，导致京师告急，燕兵都已经打到江北了，方孝孺终于黔驴技穷：“孝孺曰：‘事急矣。遣人许以割地，稽延数日，东南募兵渐集。北军不长舟楫，决战江上，胜负未可知也。’”好一个“胜负未可知”，以前不是说“我谋定势合，进而蹴之，不难矣”吗？

事情中就没有按照愤青的愿望发展。等到方孝孺真地被俘了，朱方二人之间发生了一段有趣并最终导致冲突的对话：

“召至，悲恸声彻殿陛。

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

孝孺曰：‘成王安在？’

成祖曰：‘彼自焚死。’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

成祖曰：‘国赖长君。’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

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鸣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非常有趣的局面，愤青精英对着统治者哭诉“真理”，希望统治者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甚至生命，去“舍生取义”，全然不顾统治者自身的想法和目的。这种追求，换来的最终结局只能是“诛十族”。

到晚清，方孝孺主义又以全新的面目出现，这次是“草根”愤青露面了，但它的实质仍然是向权力寻求真理。这种向权力寻求真理的群众法西斯主义，已经具有了现代社会学的分析意义，并且也可以从哲学与精神病学上定义为标准的“群众法西斯主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原来被政府明令禁止的义和拳（团）变成了合法团体。由于急于与外国开战，主战派有意识地把义和团在官方文件中变成了“扶清灭洋”的民间组织——《水浒传》的招安真地发生了。义和团也愿意接受这样的政治安排，以体制外的力量来襄助体制内的权力构架。义和团不支持光绪皇帝而支持实际掌权西太后。虽然形式上有别，实质还是希望从权力核心获得真！

义和团的最终结局，也是必然失败的——“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呵呵，当权者为了保护自身的权益，愤青们是可以被随手抛弃的。

西方世界也有为“理”而死的铮铮铁骨，也有挑战性的理论出现，或两者相伴：1401年一位德国主教、科学家、哲学家尼古拉•德•库萨（Cusa）打破托密勒体系，说“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一百四十多年后，哥白尼的“日心说”（1543年）问世：此后的五年布鲁诺诞生于意大利，在他一生的五十六年间（至1599年被处火刑），屡遭迫害，但最终它在哥白尼日心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宇宙无限论…
　　
当华夏民族的精英愤青还密切注视着皇家权力分配以便投机获利之时，当草根愤青还在期盼“天恩浩荡”，“扶清灭洋”时，西方的同行们早已有人抬头向天看了，不再向权力寻求真理！

相比这些愤青的影响，雷天眷造成的破坏真是小得不能再小了，他的飞机只装载了1枚炸弹，已经是愤青对人民大众的“恩惠”了。

中国历史上的愤青思维之所以走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实际上是他们无法认识到，社会的真实存在和理想模式始终是不可调和的，不可能用一套自以为是的模式去统一要求所有人遵从。他们忽视了社会的复杂性，用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支配自己的头脑，纯粹用暴力手段和一腔热血，在短时间内达成目的。但事实证明，即便是愤青自己，也只不过是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中极不完美的一分子而已，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要依托这个社会的世俗化，多样化；而不是毁灭这个社会的世俗化，多样化。但他们经常要去毁灭，结果自蹈死地。那些主张“核平主义”的愤青不会想到，使用核武器会引发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而这些灾难性的后果又会怎样最终落到他们的头上。不过雷天眷能够戴罪立功，方孝孺能够坦然赴死，“核平主义者”能否为他们的建议负责，这就值得怀疑了。

人们不应该忘记：“愤青”们的激情固然可佳，但其治国之策却不甚了了！

[ 本帖最后由 diaoduoxi 于 2007-8-18 21:19 编辑 ]

有点FQ特色的历史“名人”也挺多，希特勒，罗伯斯比尔。。。这些人无不是极端观点充斥头脑，一旦握权便大开杀戒，扫清异己。FQ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1，观点极端，缺乏理智，不清醒
2，过于理想化
3，缺乏政治大局观，由于自身性格问题，也无法成为高明的军事家
4，手段残忍，因为受极端观点的引导

其所有的行为都受着一种极端理论的引导，然后自己号召其余人也都成为FQ一同走向极端，最后无非都是让自己的民族国破家亡，成为历史罪人。

个人认为FQ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以其本身的极端节制下与FQ相反方向的极端，当然另一派的极端分子除思想方向外与FQ基本无区别。

恩，完全正确。国外最典型的fq就是旧日本军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暴力与无知的集合体，甚至连远景目标都没有就会付诸行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究竟为什么要发动，怎么收场？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可谓一笔糊涂仗。

一直觉得很奇怪在二战中德国和日本的那些士兵为什么就那么效忠他们的"元首",是缺乏理智或是统治者把思想工作做到家了,让他们那么多人会盲目崇拜去进行他们所谓的"正义战争".

专制国家的国民会受到一种盲目，或者半盲目服从领袖的权威的惯性思维的支配。在各种专制环境下会有不同的状态：

中国人服从权威，一方面是出于精神上的惰性和懦弱——明明知道统治者不好，但又不敢正面反抗，只好屈从；另一方面是不愿意负担自己建设国家的艰巨责任，幻想有一个超级英雄能够排除万难，造福人民，不过这样的“英雄“大多蜕变为屠夫。

日本人服从权威，来源于一种静态的体制。日本历史上很少有农民起义，诸侯厮杀也很少屠杀农民，这点与中国不同。日本人认为社会稳定的基础来源于严格等级制度，任何人只要“安守本分”，社会就会和谐。因此农民服从武士，武士服从领主，大家把天皇当作神明崇拜，就形成了一种牢固的等级制度。所以日本人服从权威，实际上是服从一种体制的安排，而不是什么"个人崇拜"。

承教。

指出几点，以供商榷：


1，愤青这个词所指代的对象，据我所知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以德国为首的学生运动，全称为Hysterische-Körperszmptom，意为肉体的歇斯底里状态者。因1968年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歧和德国大学生对国家分裂尤其是因为匈牙利和波兰以及捷克受到苏联严格控制后基于对执政党亲美而保国立场的怀疑，加上经济状况的不良，导致了德国当年爆发了左派学生运动，当然，这场理论十字军的活动没有造成大屠杀和战争，直接影响了欧洲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次研究以及对中者偏左和不左不右的思想的推崇和考量，直接后果是缓和了在20世纪初的那种“革命一定要流血”的形式，促成了以革命促进社科以及哲学发展的机制-----这套机制至今仍旧被德国所采用。

2，对文中历史事实的再观察：

a，孔子诛少正卯，这是为了学派的正统性，所谓正统性，是相对于东周末的礼衰乐废，人人造反，男盗女娼的形势而必须采用的一种意识形态。我以为，和因为没有儒道而导致的各国之间的攻伐流血比起来，为了将儒道捍卫至比较高的高度，采取些许极端的措施正如顽症与猛药的关系。

b，方孝孺。 其实削藩大计来自于帝师齐泰黄子澄，方孝孺比起这两位来说简直是“从犯”呵呵，而用人不当导致的兵败岂能是因为方孝孺的愤和反复呢？ 平安战死时，是因为建文帝以为战局稳定而调走了铁铉，用耿炳文，李景隆，恐怕都是这位皇帝和齐黄二先生的主张。

我恰恰以为，在靖难之役中，朱允文是最大的愤青，不但年纪和激素吻合，甚至因为自己生的偏头不圆从小使得就有心疾。齐黄方之类不过腐儒罢了，继承的其实也是朱元璋晚年想文治而非武功的想法和思路。而建文帝以皇太孙继位，削藩者不重于削而在于杀，朱棣之前，已有数位亲王或被自焚，或被绞杀，明显是一种皇帝的病态之举。

c，义和团运动。

迪兄似乎忽视了这个运动之前的一些事情。

1899年闹义和团，是因为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西太后因为光绪用人不当和变法太急而政变，却被西洋诸国认定是保守的僵尸派从而屡次挑衅。三门湾事件，以及为了开租界而强制移民，为了开铁路而不顾及中国传统的丧仪文化等等。

当局者尚且反复，国民产生反弹是太合适不过的了。1894年战败于日本，光绪皇帝力图变法，然而，变法主张者康有为的独裁和篡改行为却和整体的中国文道相悖，不必说他那两本考据是剽窃，就是实行了，试想在当时的中国，可以一下子就把孔孟先贤撤去而拜达尔文吗？（现在国学复兴，孔孟老庄的兴起又如何解释呢？）

其次，戊戌变法不重在改变利益取向和民智教育，而在于重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权力争夺，试问：变法在中国，哪一场急躁的变法可以成功？；所谓舆论不行，却剑指权力宝座，这样的变法含有很大的欺诈成分。甚至不如王安石变法的初衷～

这样的变法被叫停，其实是中正和合适的处理态度。然而西洋诸国以中国不思进取顽冥不化为由日渐逼迫，我想，单纯的西洋使节恐怕才是第一批愤青，因为他们对中国抱有一厢情愿且不符合现实的迫切，最终演化成愤和急。

由此，义和团方得势以服清灭洋为宗旨，简单说，义和团的兴起若无外力压迫是不可能的，义和团的兴起是一种反弹。


所以，我以为，何为愤，何为愤青，左派也罢，右翼也罢，只要主张能够苟利于国家和国民，存在者便是合理。;P

嗬嗬，欢迎指教。

1、多谢指教，愤青的词源如此便清晰了。

A、孔子杀少正卯，显然是学术争斗，孔子本身维护自己学派的正统性，当然是他自然的反应。不过学术派别之争用“杀”的举动，显然就不是单纯的学术行为了，而是孔子的政治行为，剪除异端。

我对此也不说孔子的是非或者此举的合理性，但是利用暴力清除异己，还要用道德的语言粉饰自己的行为，不惜破坏本身学术理论的逻辑性，也正是孔子学说的虚伪性所在，其中的内核仍然是极端的。

B、关于方孝孺，诚如K兄所言，方对失败不负主要责任，但是我用他举例子，只是比较看重他身上的“愤青”气质，还有他为了一些迂腐道德自蹈死地的行为，我也觉得很愚蠢，因此觉得就“愤”而言，似乎方比齐黄更胜一筹。

至于建文帝，我觉得他关键时刻还是不够狠——他登基之初，就决定削藩，但是不能把握机会，建文元年二月，燕王入京奔丧，建文已经发遗诏令其无至京师，但燕王还是入觐，然而“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弹劾其大不敬，户部侍郎卓敬密清徙南昌，以绝祸本，建文拘泥骨肉至亲，何得至此为由未加责问。所以我觉得建文“愤青”的还有点不够，方在气质上更为决绝一点，因此选了方。;P

C、义和团运动，K兄能够补充说明一些前因后果，甚好。我没有多交待因果，也是由于不想牵扯得太多，以至于离题。

维新失败固然是康梁小人得志所致，康有为也是一个愤青，曾经在荣禄面前预言“杀少正卯”之类的夺权构想，不知深浅，自寻死路，也是必然。

义和团运动，我在前面讲过“愤青”思维下层反弹的一些特征，义和团反弹很正常，复仇嘛！但是其最终失败，也是由于无知和对西洋文明单纯破坏和排斥。后来又为当权者利用和出卖，我借此也是想表明“愤青”是政治牺牲品这样一种观念。

“愤青”存在当然是合理;P 不存在反倒不合理了。我想他们的热血值得肯定，反抗压迫或者非正义当然也不错。不过其治国平天下之术，实在不高明，因此聊作此文，借机调侃一下，也好抛砖引玉。:yct18:

所谓年轻时不愤，年老时会因为太右而感到无趣，我想这可能也是人性使然，就跟上学时候老有在自习室外大声嚎歌的一样吧;P

我以前也是准FQ:@ 不过后来慢慢转变观念了，看来还是不读诗无以言啊，没读过几本书，自然就FQ化了，没知识啊:Q

;P 我好像一直都被认为是愤青的同情和支持者，虽然我竭力划清一些东西。;P

请教一下，愤青可以代表无知者吗？那么我们就算增长了知识，即便知道那是幼稚的行为，心态依旧摆不正的话，那就不是愤青了吗？

个人认为FQ在社会上存在下也就罢了，但若是由他们来担当要职甚至统领国家，那就很误国了。FQ们如果只是在社会上YY几句，那实际上无所谓，起码还可以起到平衡另一派极端的作用呢~关键是FQ思维不能成为一个民族唯一的思维，这里还是要举法国大革命的例子。

呵呵，这是在除中拿外的一些其它论坛吧:)

FQ=无知者
如果有了知识与能力，仍然还是FQ心态，那么也许可以定义为有FQ特点，但不是完全的FQ，不过这种人背后一定有众多真正的FQ支持:lol

这种有些能力的FQ也可以被定义为有一定心理疾症者，因为书读了不少，仍然是FQ心态，也就是从不愿理智的看待问题而是一相情愿的用极端思维说事。

历史上许多大学问家也是很有“愤青”特色的，比如精通7国语言的辜鸿铭，他是英国浪漫派大师卡莱尔的学生，能够把莎剧倒背如流，他的德语著作至今还是莱比锡大学的教材。就是这样一个西洋通，却非常痛恨西洋文明，极端吹捧中国文明，死不肯剪辫子，大肆赞扬清政府和慈禧，维护吐痰，缠足等很多陋习。

他这样做，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极端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

[ 本帖最后由 diaoduoxi 于 2007-8-20 15:52 编辑 ]